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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学术生命：凤凰村与江村的追踪研究 我说“凤凰村”和“江村”是学术名村，当然一方面是基于前文所言的“里程碑”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在围绕着他们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后续成果，或者叫追踪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对先前研究过的社会进行再研究。追踪研究不仅是文化变迁的视角下的故地重游，也赋予了调查地新的学术生命。 追踪研究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由不同的研究者先后调查同一个社区，由后者根据前者的著作，与自己调查所得的资料进行比较，由此阐述该社区的文化变迁。由于两个不同的调查者在理论取向以及收集资料的方式和种类上都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前后调查的情况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结论也有差异。第二种方式是由同一研究者从事前后两次调查，通过比较，分析该社区的变化。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必须相隔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前后变迁的情况（杨小柳等，2007：104）。其实还有第三种方式，即混合的方式，既有研究者本人的追踪研究，又有其他研究者的追踪研究。 对于葛学溥的凤凰村研究来说，其追踪研究属于第一种形式，即在时隔若干年后由他人在同一个地区开展研究，因为葛学溥本人在调查凤凰村之后，即回到美国，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直到退休。凤凰村的追踪研究是在距离其原著出版70年后开展的，最重要的著作要属笔者的《凤凰村的变迁》（2006）。1994年10月笔者寻找到凤凰村，并找到当时已92岁高龄并了解葛学溥调查经过的戴贤昆。1995年1月、12月，1996年3月、5月和7月笔者又多次前往凤凰村进行田野调查。后以《凤凰村的变迁》获得博士学位。笔者用文化变迁的理论和方法，再现了华南一个村落近七十年的变迁过程，并对葛著中的绝大部分结论（除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做了回应，主要从人口特征及变动、婚姻与家庭、生产经济、民俗与信仰、宗族制度、村镇政治制度、与周边村落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还纠正了葛著中的一些错误的结论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误解。 在葛著中，作者主要关注的是他所说的“家族主义”与所谓的市民性、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不相容的问题，对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则探讨不多。而在笔者的著作中，既探讨了家族主义，同时也注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探讨和分析。自葛著出版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治理方式的变革非常频繁，这方面的变迁往往比经济本身的变革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还要深远（杨小柳等，2007：105），一些学者还就乡村都市化、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议题展开了讨论。 《凤凰村的变迁》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成为中国村落追踪研究的代表作。可以说，“凤凰村”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名村”与笔者对葛著的翻译以及其追踪研究是分不开的。 对江村的追踪研究，则属于第三种形式。一部分是由费孝通本人完成的，一部分主要是由其弟子完成的。费孝通本人在完成《江村经济》后，一直对该地念念不忘，曾多次对江村进行再研究。1957年4月费孝通重返江村，写下了《重访江村》，用翔实的资料分析了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乡村工作和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建议。1981年10月，费孝通协同姐姐做了一次“回乡探亲”式的回访，作为“三访江村”，并基于此做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在这之后，费孝通每年都要回家乡吴江一至两次，对开弦弓村进行追踪研究。写下《农村调查的体会》（1981）、《家乡的凤尾菇》（1984）、《从三访“江村”谈什么是社会学》（1984）、《九访江村》（1985）、《从“江村”到“温州模式”》（1985）、《江村五十年》（1986）、《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1996）、《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2003）等名篇。 不仅如此，江村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兴趣，一些学者来纷纷来此地考察。如1956年悉尼大学的威廉-格迪斯教授访问江村，这是第一位外籍学者访问江村。1981年，美国人类学家南希-冈萨勒斯访问江村。1983年至今，每年都有大批学者前往江村访问。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江村追踪研究的著作也有数十部。如沈关宝的《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革命》（1993）、周拥平的《江村经济七十年》（2006）、朱云云等的《江村变迁》（2010）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江村在半个世纪后的社会变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