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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之比较 在村落的选择上，两位作者秉持着相同的观点。葛选择凤凰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规模不太大并能提供足够的研究资料，村落的组织规模不太复杂，易于研究；而费孝通认为江村是一个不错的选点，是因为它既是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又不是太小，能够提供人们社会生活比较完整的切片。这种“微观社会学”自然是受到马林诺夫斯基（1922/2002）的影响，即在一个人数较少的社区或者一个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来展现社区的全貌。 这里面遇到两个问题，其一，把同质性强的简单社会的研究方法放到复杂异质的中国农村社会是否可行？宏观的、历史的因素是否对当地有影响？如何分析这种影响？其二，两位作者并非着眼于所研究的村落本身，而是都试图通过本村落详尽的调查以寻找较大区域的适应性，即要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从两部著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主标题+副标题的形式。其中一个点明了调查的个案点，即村落名称，另一个则是作者概括的方向或者说作者的真正目的。葛学溥意欲通过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研究来洞察华南的乡村生活，而费孝通似乎目标更大，欲通过江村来展现中国农民的生活。这种见微知著的方法如何实现，能否避免以偏概全的危险呢？ 两位作者都意识到，中国农业社会的复杂性与简单部落社会不能同日而语，在研究中国村落时需要考虑村落的时空影响。葛学溥（1925/2006：1-2）指出需要将“凤凰村与周围村一起研究，以便获得完整的知识和更深入的理解。村落的关系圈是逐渐地扩展的，不仅与周邻的村落，而且与更远的地理范围发生互动。不但华东的地区，海峡对岸的聚落，甚至遥远的美国都对凤凰村有影响”。但终因作者的资料有限，并没有实现更大范围的研究，而只是实现对凤凰村本身进行研究，因而不能不说有些可惜。 相比之下，费孝通却做了更多的工作和反思，尽管他的资料收集过程很短。费孝通在调查区域的界定中，就已经点破了人们的质疑，他说道：“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单一村落的经济生活还受到国际力量的影响。”（费孝通，1939/2005：25）但费孝通指出，“身处村庄的调查者不可能用宏观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外来势力的各种影响。调查者必须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外来势力对村庄生活的影响，但他当然应该把这些势力本身的进一步分析留给其他学科去完成。调查者应该承认这些事实，并且尽可能约束自己去跟踪那些可以从村庄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影响”（费孝通，1939/2005：26）。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否定了人类学在宏观视野上的能力，至少是书写的能力，强调应该立足于实地的调查。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费孝通反思了微观社区与外界的关系，说道：“在研究农村这种基层社区时，只要不忘记它是有许多方面和本社区之外的世界相联系这一点，然后集中注意力在本社区的自身，还是可以在既划定的范围内观察到社区居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活动，并把本社区和外界的关系交代清楚，还是可以在这既定的空间范围内把这个社区人文世界完整地加以概括。”（费孝通，1996：328-329）从这一反思可以看出费孝通在微观与宏观之间穿梭上的努力。 功能方法研究简单的同质的部落社会可能没有考虑多少历史因素，而在复杂的农业社会里，历史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在两部著作中，我们都感觉分明缺少历史的视角。但两位作者已经意识到了历史的动态视角的重要性。葛学溥的理由是，只有对静态的较为简单的村落研究后，才能将这一研究技术应用于复杂的动态的社区之中。而费孝通在反思江村研究时也回应了人们对功能主义非历史主义的质疑，强调了历史材料的重要性。作者也坦白“以《江村经济》来说我在关于历史材料方面应用得确实很少，而且很简单”（费孝通，1996：3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