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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观与语言识别 根据马克思主义（Marx & Engels 1846/1947：1—78）的定义，意识形态是一个由思想、认识、信念、价值观等组成的系统，是人类对物质生活世界所产生的反映。语言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语言产生的一系列思想、认识、信念、态度、价值观等，反映了人们对个人语言生活、社区语言生活、国家语言生活，以及国际语言生活的系统认知。同时，语言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试图通过法律、行政、教育等制度和组织形式去构建社区、族群、区域或者国家的语言秩序。因此，语言秩序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是社会现实。这两者的关系是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周明朗2009a，2009b；Zhou 2017）。 语言观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之一。一个社会的语言观与其社会的文化、宗教和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可能就是它们的共同产物。每一种语言观都有可能影响语言秩序，但并不是每一种语言观都可以通过制度化而成为语言秩序。只有一个社会里最主流、最占统治地位的语言观才有可能深度影响那个社会的语言秩序，进而通过制度化成为那个社会的语言秩序。为了构建语言秩序，社会就需要识别语言，根据语言观，而不是根据语言学，确定哪些是方言，哪些是语言，哪些属同一语族的语言，哪些是不同语族的语言，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观决定语言识别。 在人类语言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大语言观和小语言观。大语言观和小语言观跟语言的功能相关。语言有很多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交际功能和象征功能。大语言观大力主张以语言的交际功能为基础让一个语言跨族群、跨区域延伸交流，以促进上通下达，提高王朝或国家的管理效率，因此大语言观认为语言不必细分。而小语言观则激烈主张以语言的象征功能为基础让语言与族群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通过同一语言的纽带作用把同一族群捆绑在一起，以便维护紧密的族群认同，因此小语言观认为有多少个族群，就要细分多少个语言。 大语言观有两个源流，在东方源自中国，在西方始于罗马帝国。在中国，大语言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可为例证（Zhou & Ross 2004）。虽然中国自古就有雅言，唐宋以来又有了官话，但这些仅为朝廷用语。朝廷通达州县、下达民间所依靠的是书面文字，而不是雅言或官话。汉字音与形，音与意均可以宽松挂钩，突显了其跨方言、跨语言的交际功能。秦之后几代王朝在其鼎盛时代曾经依仗汉文字使其统治南达安南，北通蒙古，东至高丽，西过大漠。两千多年来，历代王朝分分合合，有得有失，通过汉文字建立了大中华文化圈和大中华认同，同时又容纳了汉语各方言建立的地域认同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建立的族群认同。在这过程中，中国的大语言观对语言识别能从宽则从宽，绝不细分。虽说受苏联影响，小语言观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短暂地影响过中国的语言识别，但是大语言观在中国一直占主导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