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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研究选取“意识三态观”理论作为分析视角，分别从意识形态、意识生态和意识心态三个层面对已有的双语教育研究文献进行了检讨和梳理，以期展现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不同实施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揭示双语教育的实施情况。具体而言，在意识形态层面，国家和地方通过双语教育的政策文本传递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民族学校也成为国家向学生个体灌输国家意识的重要场所；在意识生态层面，民族学校有意识地给予民族文化展示的空间，但是无论是从双语教育使用的教材还是从双语教育的实施环境来看，都不太有利于建立族际沟通，构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达和融汇教育；在意识心态层面，少数民族学生面临文化认同和语言隔离的双重问题，最终不仅导致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方面的适应困境，也成为少数民族学生建立良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阻碍。最后，在“意识三态观”这一系统的框架之下，结合三个层面的材料，可以看到学生个体层次上的问题与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设计以及在民族学校环境中的具体执行都是分不开的，如果只是孤立地关注某一个层次，就很难看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联，难以了解双语教育政策的实施全景。 关 键 词：意识三态观 意识形态 意识生态 意识心态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族教育与文化认同——基于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与实践”(项目编号：11JJD840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阳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张阳阳(1990- )，女，河北邯郸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78(2018)01-0012-09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费孝通先生曾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来概括我国的民族形态——文化上多元，政治上一体。[1]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维系“多元”与“一体”之间的稳定与平衡，促进多民族国家和谐发展的历史任务。为此，传统的中央王朝往往借助语言与文字，通过士绅言传身教这种文明教化的方式，将统一的文化理念推行到中华民族的各个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此确保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牢固统治。[2] 但进入20世纪后，中国开启了从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被卷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在教育领域，现代西方学校教育体系替代传统的私塾教育，成为落实现代性工程的重要场所和工具。[3](P.173)[4]在此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学校也被纳入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之下，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少数民族学校既要对本民族的母语和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教学，传承和发展国家与民族的文明成果和主流价值观；又要对工具语言(汉语)和现代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教学，帮助青少年掌握知识与技能并且顺利就业，以便投身于现代化的竞争当中。[4]少数民族学校教育承担的这一双重任务既对其发展方式和实施手段提出了挑战，也推动着少数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在理论上，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①被借用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教育领域。在与我国进行现代化构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本土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该理论被费孝通先生上升总结为“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并且诞生了众多本土的少数民族教育理论②；[5][6][7]在实践方面，少数民族教育选择了推行民汉“双语教育”作为手段。这一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施既是对国家进行现代化工程和一体化建设的政策回应，同时也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面临的双重困境做出的实践尝试。[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