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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等语言观与全球化中的语言（地位）识别 全球化自15 纪以来经历了四波发展阶段，当代这一波从二战以后发展至今，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建立了诸多国际和机构，二是人口、资本、物资、工作、服务、信息、思想、价值观等自由流动，三是科学技术助长了前面两大特征的发展（Coatsworth 2004）。结果，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弱化了民族国家对语言识别的垄断：第一，国境线不再是以前的铜墙铁壁，相对而言变得多孔多隙，以致民族国家失去在国境线上阻止对国家不利的因素入境的部分能力（Anderson & O’Dowd 1999）。技术具有穿透过境而不受阻或少受阻的能力。例如，土耳其政府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拒绝承认库尔德人，拒绝识别库尔德语。20 世纪90年代，在海外的库尔德人通过卫星电视建立库尔德语频道，向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社区播送库尔德语节目，实质上弱化了土耳其政府的窒息库尔德语的语言政策（Hassanpour 1999）。 第二，由于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国家对国境线的监控度面临降级的可能性，国家主权或许需要重新定位（Rumford 2006）。加入国际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国家需要对国际组织做出若干承诺，修改规章制度，甚至修改法律，以便自己的国家能够到达国际组织成员国的标准。这种谈判的结果就是国家放弃部分主权，以期换取更大的利益。例如欧洲国家申请加入欧盟，就必须认可欧盟的法律，允许欧盟的法律在语言识别、语言权利和语言标准等方面具有优先权，执法中可以优先于国别法律（Fidrmuc et al.2009）。欧盟的法律提倡平等语言观，让大小语言都受到法律保护。欧盟以此监督其成员国，让他们不制定、不执行歧视小语言的法律和政策。 其实对比欧盟和联合国的语言政策，人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国际组织代表着截然不同的语言观。联合国仍然停留在全球化这一波的起点，代表着大语言观，而欧盟则与时俱进，代表着平等语言观。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拉开了全球化这一波的序幕。联合国的两重结构，安理会和大会，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代表的是权力的结构。这种结构当然反映在联合国的语言政策上。成立之初，联合国仅仅承认英语、法语、汉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五大语言为联合国官方语言，确定了其中的英语和法语为联合国工作语言。随后几十年中，联合国逐步确认了汉语、俄语和西班牙语也为其工作语言，增加了阿拉伯语为联合国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联合国语言地位识别的标准无非就是一个语言社区的权力、使用该语言的人口数量和国家数量。这个标准事实上是以语言的交际功能为标杆。最强权的语言是最具有交际功能的语言，最能跨越语言、方言、国度和族群的语言。几十年来，联合国成员国对联合国的秩序，包括其语言秩序的不满程度日益增加。 相反，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当时仅有6个成员国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为今天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注重的是成员国之间的平等。这个平等观也体现在欧盟的语言政策上，表现为平等语言观。欧盟的每个成员国的官方语言都是欧盟的官方语言。目前欧盟的官方语言多达24种，每种都是其工作语言。2002年欧盟成员国达成一个协议，要创造条件让每个公民除母语外再学习两种其他语言（EU2018）。这个协议认为提倡多语是保护语言多元、保卫小语言权利的重要手段。欧盟语言识别重视语言在当地环境中的平等，以当地条件认定语言的大小和平等。如欧盟批评波罗的海沿岸的新生国家歧视母语为俄语的居民，限令这些国家整改后才批准它们加入欧盟（Adrey 2005）。因为这些国家从苏联独立出去以后，母语为俄语的居民成为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权益同样应该受到保护，尽管俄语在俄国仍然是大语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