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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共同性纽带的强调 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凸显了共同性作为中华民族基本属性的重要性，共同性是任何一个“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关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既包括了利益的共同性，也包括了精神的共同性。所谓利益的共同性，实际就是上文所论“命运一体性”；而精神的共同性，其实质就是共有的精神家园。利益的共同性是“共同体”维系的基石，而精神的共同性是“共同体”维系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比喻为“大家庭”，家是一个充满温馨而又舒适的地方，家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任何庇护所，就在于家对其成员提供了精神上的安慰，而每个成员对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成为各个民族的“大家庭”，核心之处就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提供了家一样的归属感。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性纽带的根本。 “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在文化认同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特有的传统、习惯、风俗、精神、心理、情感等非物质内容[18]。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主要依靠两方面：一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二是共享的中华文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是精神纽带得以形成的催化剂，共享的中华文化是精神家园得以构筑的支撑。由此，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需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时时贯穿着对“共同性”的强调。 众所周知，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通过历史记忆来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是广为流行的做法。共同历史记忆的挖掘和叙述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反思现实，不得不承认，当前我们在历史叙事的过程出现了某些偏差。比如有学者质疑，“我们所学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宣称中华亿万儿女是‘华夏’人民，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的祖先是黄帝、炎帝。然而仔细推究，这样的‘历史’是不是只包含了汉民族的主流历史。对于这样的历史认同，少数民族会不会真的满意”[19](108)。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难以形成凝聚一心的共同认同。由此可见，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历史记忆的回忆和叙事中，不能忽视历史叙述方式对民族团结所产生的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共同性纽带的强调蕴含着对中华文化“民族共有性”属性的强调。中华文化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千年的交往交流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从而形成的融合各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极具包容性的文化体系。在文化创造和文化宣传领域，我们必须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贡献，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注重吸收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及其文化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20]。这是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转变所揭示的实践启示。 “民族—国家”这一术语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国家必须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民族共同体存在，而且正是民族这个共同体赋予了国家合法性。在民族—国家时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社会安定团结、国家长治久安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对于这种共同体意识的营造和追求也是一个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过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历程可谓历经艰难险阻。围绕“中华民族”所产生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张力并未完全消除，这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统一安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并且一再重申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只是术语的简单替换或修饰词的添加。从话语转变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围绕“中华民族”概念所引发相关争议的回应是以“共同体”视域对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下“民族”概念的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对“命运一体”的强调，又是对“共同性纽带”的强调。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因此话语体系的创新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视为我们党创新民族领域话语体系的一次尝试，话语转变的背后，还蕴含着党对民族工作实践的审视与反思。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一项需要从多方面着手的长远任务，在这条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