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战前架构：“政治军人”的塑造过程 1933年之前，纳粹党处于竭力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进程中，根本无暇考虑干部培训对组织本身的重要性。而在成功篡夺政权后，由于新加入党员数量暴增，需要对其忠诚度进行把控；加之德国国内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等诸种纳粹党认定的“世界观敌对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成为纳粹党以期在整个德国稳固人心、保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争夺领域之一。纳粹党高层曾多次强调“意识形态斗争”与“世界观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将“培训与教育工作”视为纳粹上台后的头等要务之一。⑧在这一背景下，纳粹党指派其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属下的培训总局(Hauptschulungsamt)专门负责对纳粹党党员干部进行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与再教育工作。 培训总局的工作对象包括所有纳粹党及分支机构社团的党员干部(冲锋队、党卫队、民族社会主义飞行员协会、民族社会主义载重车司机协会和希特勒青年团除外)。⑨纳粹党高层希望通过“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在干部群体中树立整齐划一的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⑩从中培养并选拔出符合纳粹党统治要求的后备力量。这一目标用当时纳粹官方话语来描述就是：“只要有一位教师不接受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他就不能按我们的精神教育青少年；只要公务员还信奉另外一种世界观，国家就绝不会彻底掌握在我们手中；只有当管理者与员工将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之时，工业与经济界才会完全为德国人民效劳；最后，只有全体人民在争夺生存权与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奉行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世界观敌对势力才会被完全清除。”(11) 在组织结构上，培训总局共设立了七个主要职能机构：教务处(Amt Lehrwesen)、常备培训处(Amt Aktive Schulung)、中央召集处(Amt Zentrale Einberufung)、培训材料编辑处(Amt Redaktionelle Schulungsmittel)、骑士团城堡处(Amt Ordensburg)、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处(Amt Adolf-Hitler-Schulen)和帝国培训城堡处(Amt Reichsschulungsburg)。(12)同时。培训总局的下属层级也完全与纳粹党的大区(Gau)—县市(Kreis)—地区(Ortsgruppe)三级行政区划相对应。其中，大区与县市两级部门共同负责管理实施各对应级别培训城堡的培训工作，并监督下级培训部门的培训工作以及本级别分支机构与附属社团的技术性培训工作。(13)在这个由上至下展开的组织架构中，地区培训部门无疑处在底层，然而其作用却不可小觑，这一层级要为整个培训体系运行的顺畅一体负责。它并不直接实施培训，但却负责组织谋划大区和县市培训部门参与的每一项培训活动。同时，它也是确定培训人选并层层上报的出发点。另外，培训总局每月都会制订适用的培训主题，而地区培训部门也被要求及时详尽地处理这些主题所传递的信息。地区培训部门因而可以视为纳粹党培训活动实质上的联络中枢。(14) 如前所述，纳粹上台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由于大批新入党员政治素质未经检验，纳粹党眼中的各种所谓“世界观敌对思潮”在德国国内亟待荡除。罗伯特·莱伊掌管的纳粹党组织部门安排“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工作时的重心也与之形成对应：首要目标是培训出所谓的“政治军人”(Politisches Soldatentum)，同时也要兼顾普及所谓“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知识，以形成反击“世界观对手”(weltanschauliche Gegner)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政治军人”的作风培训 “政治领导”(Politische Leiter)是纳粹官方语言对其干部的称呼，也是政治作风培训最主要的对象群体。纳粹党高层要让属下的党员干部对元首和高层领导绝对效忠，同时也要让他们在日常统治实践中以整齐划一的仪表举止在德国民众面前树立威严。所以，服从、忠诚、珍视荣誉、严守纪律等军人特质正是最符合期望的培训标准。在纳粹党看来，“政治领导”是一群民族社会主义的“布道者”，要时刻注意维护自身的“荣誉”、“兄弟情义”与“操守”。(15) 鉴于地区党部在培训工作中的中枢性地位，政治作风培训也以地区党部的纳粹党员干部为中心。他们按人数被编组成不同的培训单位。首先，由8—40名干部组成一个“行军团”(Marschblock)；3—5个这样的“行军团”组成一个“后备队”(Bereitschaft)。每一县市下辖6—12个“后备队”。每个“后备队”的领导干部数量不能超过150人。(16)“后备队”构成了政治作风培训的基本单位。培训总局称这一单位为“政治战士的战友集体”(17)(Kameradschaften der politischen  )。“后备队”队长大多由所在地区党部中资历最老的纳粹党干部担任。队长接受县市培训长官的直接领导，而后者对辖区的作风培训质量负总责。(18)“后备队”的成员每月都要接受队列训练、体操训练和射击培训等军事与准军事的培训内容。射击培训持续时间长达8周，甚至要达到国防军预备役人员的水平。此外，“后备队”每月都会进入持续几日的警戒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随时待命，并接受上级部门安排的公务训练任务。此外，为了在组织成员之间建立起所谓的“战友情谊”，纳粹党各部门的所有“政治领导”每月必须至少参加一次“公务集会”(19)(Dienstappell)，日期、时间、地点均为固定。所有参会者必须统一穿着纳粹党为所有党员干部配发的公务制服。这种“公务集会”的一般流程为：1.培训部门将召开事宜通知部门负责人；2.所有参加集会的“政治领导”向部门负责人报名登记；3.该部门的业务负责人在集会上作报告；4.部门负责人对报告予以回应，并介绍当前的政治形势；5.所有参会者进行战友般的聚会交流。(20) 表面上看，通过这种模仿军队中长官训话与官兵交流的集会形式，各部门负责人可以在日常工作之外与其下属直接见面交流，宣布某一具体时间段内的政治方针，了解党务工作的执行情况，倾听下属的意见、建议与愿望，明确下一步行动的观点与计划，以增进上下级之间所谓的“战友情谊”。但实质上，“政治领导”们的着装、形象以及受训状况都将会受到培训部门负责人的严格检查。(21)如此一来，培训部门就能从中监控并掌握领导干部的政治与世界观思想状况。 (二)“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知识培训 在进行政治作风培训的同时，培训总局也为纳粹党党员干部开设了貌似知识性的世界观基础教育课程，涵盖内容极为庞杂。以柏林大区为例，仅该大区培训部门为辖区培训城堡开设的课程科目就有以下几类：政策类：种族政策、食品政策、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殖民政策、国防政策、文化政策、社区政策等；历史类：史前德国史、近代德国史等。此外还有种族卫生学、哲学与世界观、文化与艺术、纳粹党与国家结构、教会知识、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等。(22)由于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本身来源就庞杂不一，再加上培训部门要突出各学科的世界观色彩，因此出现这样纷乱的学科设置是不奇怪的。 开设这些培训课程绝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为了维护纳粹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不可动摇性，课程中的学术论争是不被允许的。下面这段论述就体现了纳粹官方对于党务培训与学术论争问题之间关系的典型态度：“近一年来，对在培训工作中系统引入达尔文主义用于‘论证’民族社会主义种族生物学世界观的企图……必然会使关于物种起源论的争论死灰复燃，在此类争论中无法使科学与世界观保持一致立场。……对本党来说，引入在学术上存在争论或部分有争论的问题，即便其在思想史上意义重大，也必然意味着带来一项不堪忍受的负担。本党正是依靠对少数基本事实的教育与承认才成长壮大的，它只有将其学说限定在种族生活中最普遍基础的事实上才能维持自身的统一与团结，绝无可能将党政决策的基础建立在类似生物学、天文学或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细节之上。因为总体而言，只有极少数人了解这些学科领域，并且伴随未来科学认识的不断发展到达极限之时，那些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科学工作者必然会出现观点变动，以致无法达成一致。”(23) 为了扩大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力，纳粹党培训总局还发行了成本低廉、波及面极广的内部培训专刊——《纳粹党培训简报》(Der Schulungsbrief der NSDAP)，并不断扩大这份官方培训刊物的发行量。同时，纳粹党的各级“政治领导”与所有1933年以后加入纳粹党并被正式接纳的党员必须无条件订阅该刊物。它也被培训人员作为固定的辅助性材料使用，并被要求覆盖所有“有意愿加强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学习”的德国民众。(24) 《纳粹党培训简报》每一年的每一期都有一个完整的主题，例如，1935-1936年：“史前史”；1937年：“中世纪与近代史”；1938-1939年：“实现纳粹党党纲”。下一年的杂志在内容上继续接续上一年，并进一步发展上一年的主题。在培训总局的官方定义中，这样做是为了“体现编辑性培训计划的固定性，突出其区别于其他刊物立足长期性普及的特点”(25)。这份期刊同样“不为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或试验提供舞台，也不参与政治领域新出现问题的讨论。即便出现或参与讨论，也只会在纳粹世界观基本原则上已经固定的、新的或历史的论断意义上处理这些论题”(26)。 培训总局提升党员干部的知识储备，主要还是为了使其有能力反击各种“世界观对手”的思想影响。德国国内的教会势力、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是其主要的打击对象。为实现这一目的，培训总局还在战前与党卫队保安处签订了合作协定，保安处总部及下属机构分别负责向培训总局和各大区培训部门通报最新情况，使其获得打击“世界观对手”的即时协助。(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