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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战时定位：作为“布道者”的纳粹党员干部与“民族共同体”生活 1939年9月1日，随着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培训总局在战时培训方针中提出，“政治与世界观培训”要在战前六年的基础上适应战时需求，成为维持战时德国秩序的意识形态辅助工具。“尤其在战争时期，培训工作不能只是进行纯粹的世界观知识教育。‘政治领导’最为重要与基本的特质，就是具有管理与领导民众的能力。这个群体必须学会如何与民众打交道。特别是本党基层组织，其每一位‘政治领导’都应具备这种特质，因为他们与民众的距离最近，他们要成为民众管理的典型。”(28) 出于这一考虑，培训总局请求当时的纳粹党副元首赫斯批准重新调整培训的重心：“党员干部比在和平时期更迫切地感到回应世界观需求与反击挑战的必要性。现阶段培训工作的任务是坚定党员与群众的政治与世界观立场，并为本党对公众的引导与管理工作做好准备。”(29) 这一要求很快就得到了纳粹高层的批准。(30)培训部门将继续向纳粹党党员干部普及战争期间的政治与世界观标准，更重要的是使党员干部熟悉掌握战时的民众管理任务。(31)培训总局认为，纳粹党的内部思想稳定性是决定后方战线安危的因素。而这种稳定性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知识、事实与现阶段发展原因的掌握，取决于对现今斗争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念。因此，要尽一切可能在各大区重新调整培训工作的重心。调整方案规定：1.县市领袖要在县市培训部门负责人或其代表的参与下，召集县市党部及地方党组织领袖统一思想，每月至少一次。2.根据县市领袖指示，地方培训人员要根据可以用的材料对县市领袖进行培训，培训之夜最多持续14天。3.培训材料将由培训总局分发到各大区培训部门，并根据大区需求进行后续补充。4.所有新开设的培训课程必须经过培训总局批准。(32) 在战时培训活动中，纳粹党地方党部的党员干部依然是重要的培训对象。(33)培训总局要求基层的纳粹党员干部用最少的政治成本吸引民众对战争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他们首先要通过培训，掌握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战时经济管理工作，(34)在物质生活上拉拢民众投入战争建设；同时用各种意识形态的辅助手段在精神上麻痹同化民众，使之自觉服膺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35) (一)维系“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时规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培训总局制订了一份系统性的战时培训规划。这份文件旨在确保纳粹德国战时的意识形态稳定局面，确保“元首在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创建的大德意志帝国长治久安”，并“使这一思想在德国人民中不断地普及渗透”。(36)这一规划与战时纳粹党培训系统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紧密相关。 在培训总局看来，战时能够维护所谓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纯洁性”的主体依然是纳粹党的党员干部。因此，战时培训工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在战前基础上继续塑造这个“政治军人群体”与“领袖骑士团”。有了这样一个可靠的干部群体之后，纳粹党就要通过这个群体来扩大自身在广大德国民众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培训总局首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培训材料库。培训总局为给“纳粹党培训工作提供材料基础”而成立了所谓的“高级研讨班”。这种“高级研讨班”要在培训总局掌握的各个骑士团城堡中开设。由其负责收集整理来自不同学科的培训资料，为来自书籍、杂志、报告与演讲中任何可能的培训主题收集相关资料，整理成不同的使用版本。这个研讨班的工作职能仅限于对材料进行统一的编辑处理，对于各种实践性培训工作不能插手。另外，培训媒介手段的使用范围也被扩大：至少在每年的纳粹党党代会上举办一次大型的培训展览，而由大区与县市负责举办相应规模的展览。同时与宣传部门合作，制作培训的有声电影并公开播放。(37) 培训总局在战时规划中强调了所谓“直接培训”(Direkte Schulung)的重要地位。此种培训方式通过教学与演说而直接作用于受训人群，达到所谓“一对一的影响效果”(38)。培训总局认为，要发挥直接培训的作用，就需要将各个培训层级的工作组织完全置于自身掌控之下。这个任务由培训总局常备培训处下设的各职能机构来完成。各机构负责人同时也是培训工作监督人，并且独立决定培训外行动的组织工作。(39)其组织者要非常熟悉人事配备状况，这直接决定了外派培训人员的工作成效。培训总局计划建立训练检验培训演讲者的选拔体系：在下属各大区培训城堡开辟选拔场所，层层选拔出的培训演讲者最终在大区培训城堡进行演说效果的检验，由大区培训城堡的所有教学人员与大区培训部门的负责人进行选拔。(40) 在战时培训规划中，培训总局又将“直接培训”分为两类：其一为“开放式培训”(die offene Schulung)，它是在纳粹党地区组织中进行的培训。主要实现形式是各地区的“培训之夜”(Schulungsabend)。这一培训工作与整个战争形势结合紧密，它主要针对的是纳粹党在某一特定时间段要解决的意识形态问题。培训总局要求“开放式培训”要清晰、系统和目标明确，并与宣传部门配合进行，且时间点需要比宣传部门的活动提前2—3个月。培训总局甚至预想在战后用1—2个月的时间在整个帝国内进行“开放式培训”，以完成纳粹意识形态的标准化普及。(41)其二为“封闭式培训”(die geschlossene Schulung)，也就是在培训总局下属的各培训城堡中进行的培训。这种培训方式源自战前的世界观基础培训，所有纳粹党员干部都必须参加。“周末培训”(Wochenendschulung)是“封闭式培训”的扩展形式，由县市培训主管与县市纳粹党领袖合作，在县市培训城堡中进行。培训课程与对受训人的评价和考察结合，从各地方与县市纳粹党组织受训者中选拔最优秀的学员。(42)培训总局负责对受训者的业绩与意识形态状况进行评估。 (二)特别培训与“新生活秩序”构想 除上述固定培训方式外，培训总局还专门设计了适应战时需要的特别培训行动，希望这些特别培训措施可以“不单使本党领导层，一定程度上使所有其他的党员与群众都能体验世界观培训”(43)。这些特别培训措施均服务于操控德国民众战时生活秩序的核心意图。纳粹党及培训总局毫不掩饰地指出，实施这些培训措施就是要与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督教会争夺民众生活的精神支配权：“我们很了解教会的工作，教会习俗在塑造与影响信众的过程中产生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再将现今时代民众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任由教会支配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能以更大的力度来接管文化生活，不仅能使整个民族归附于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还能为以‘民族共同体’为远景的‘新生活秩序’奠定实在的基础。”(44)这一“新生活秩序”的最终目标将是培育所谓的“理想生活”。每一个从这一模式生产出的“德意志新人”都将“成为元首无条件的附庸，为阿道夫·希特勒效命，为德国效命！”(45) 培训总局在特别培训构想中强调：“必须时刻注意将培训工作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联系在一起，训练民众适应民族共同体的生活秩序。”(46)他们还为这种“民族共同体”式的生活设计了中心场所，这种中心场所被称为“地区城堡”(Ortsburg)。(47)这一高塔式建筑形式来源于乡镇居民生活中的三个重要场所——教堂、市政厅与宾馆，并将这三者的功能整合为一体。地区城堡是本党在乡镇区域履行使命的建筑形式。培训总局计划在战后的每个地方组织都建立这样一座“地区城堡”，它将是培训部门用于意识形态宣教的“广场”。按照培训总局的设想，“地区城堡”将为理想的“民族共同体”生活树立样板。所有“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都将在这个场所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生活，正像他们以前在教堂中所做的那样。(4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