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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政治与世界观培训”操控民众战时生活秩序的实践例证 (一)“人生庆典”与纳粹党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理想 1940年11月8日，纳粹党培训总局向各大区培训主管发布了关于节庆活动与民众“人生庆典”(Lebensfeier)活动组织培训的工作指示。(49)该指示称：“各级培训部门在节庆与人生庆典领域主要负责阐释和指导，力求避免在细节上纠缠，同时绝不可放弃对民众世界观倾向的引导。并且，下列节庆活动的指导与组织情况要向培训总局汇报：重大人生庆典，包括出生礼(洗礼)、婚礼、葬礼与儿童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与德意志少女联盟的仪式，此外还有地方组织的周末庆典(Wochenendfeiern)、英雄纪念活动(Heldenehrungen)、乡村节庆活动(Dorffeste)与大型民族节日庆典。汇报中要涉及这些节庆活动的规模程度与组织形式的具体细节。”(50) 这份指示可以说是纳粹党世界观培训意图在战时扩大权限，并延伸到民众生活领域的直接证明。对于纳粹党党员干部而言，控制德国人民颇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操控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正是各种传统节庆与礼仪活动。为使纳粹党员干部熟悉操控民众生活的规程，培训内容中包含了完备的操作指导与注意事项。培训总局在其编订的庆典组织辅导手册中提出了明显基于种族主义的指导思想：“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仪式礼节诞生于德意志民族的血统力量，它们是德意志人民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仪式礼节展现出一种建立在我们种族纯洁性之上的共同体秩序，对所有党员与民族同志来说是个人与民族思想行动的力量源泉。而仪式庆典就是对种族思想与种族生活的表现与认知，它们表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力量。在家庭与家族的人生庆典中，帝国这个庞大共同体以确定的形式得到体现。”(51)手册还要求各地方的干部在组织人生庆典活动时“从希特勒青年团与妇女组织中发展组织策划人员；最好使用规模更小的组织形式，营造温暖气氛，不要制造‘感伤情绪’，而是要更好地建立‘联系’”(52)。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具体的操作流程中，活动组织者被提醒要特别注意活动组织的细节，否则会由于“太过形式化”而给在场民众带来“不人道”的感受：“不要用与当事家庭不相称的活动组织形式或空话连天的演说模糊了庆祝活动的本质。“人生庆典”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向母亲致敬、递交出生记录簿、赠送礼物、交换戒指、祝福等)形式简明、表达有力，才能给民众造成最深刻的体验效果。要使人生庆典活动圆满无缺，需要保持庆典歌曲及音乐伴奏合拍；开场有序；话语、歌曲、音乐、致辞与行为相互配合；结束时注意保持气氛隆重；人生庆典活动的组织者要挑选一位有经验的演说者；必须老练成熟，绝不可任意指定党员，而要挑选工作最得力、最老成持重的人员。致辞演说不可仿照一般的政策宣讲，而要发自内心。因此只能由那些熟悉相关家庭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进行。通常要使用通俗语言。”(53) 通过人生庆典活动的组织，纳粹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将深入了解辖区民众的个人问题与困境，“由此获得的这种操控生活的途径，其可靠性与对个人的深刻影响性无可替代”(54)。按照培训总局的建议，纳粹党的基层干部要能够“在辖区内婴孩出生时访问其家庭，在年轻夫妇婚礼现场送去民族社会主义的祝福，或者在葬礼上对死者亲属表示哀悼”，这样“当事家庭会对本党的同情给予高度评价，以加强家庭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55)地方培训主管被要求事先就访问具体事宜向街道及社区的纳粹党干部提出建议。如果干部不能直接到场访问，则必须采取分发祝愿或哀悼卡片的形式。(56)这种特殊的“卡片”不能从市面上采购，而必须经过“符合世界观”的特制。卡片的图片效果必须简明清晰，文字要言简意赅，方便阅读。同时体现出地方特色，避免出现过多象征性的符号。(57)培训主管负责制作卡片中的文字及艺术效果，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职能部门要提供支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培训总局反复强调人生庆典活动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性。纳粹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应当在纳粹党干部的指导下完成富有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意义的节庆活动，使“民族共同体”理念深深根植于德国人民的生活观念与习俗之中；并使民众遵从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要求，过所谓“德意志式的生活”(58)，即“按照民族共同体生活的法则来履行对人民对国家的义务，自我反省，并明确自身在种族主义的生活秩序中的定位”。(59) (二)在国防军中实施的特别培训活动 从入侵波兰开始，纳粹党始终重视对国防军的意识形态控制。培训总局也就此创设了专门针对国防军的特别培训措施——“培训周”(Schulungswoche)。它是由2—3名演讲人组成的培训小组，被派往指定地区进行持续一周的世界观培训，对所有重要的世界观问题进行宣讲。(60) 与此同时，一批入伍的培训总局工作人员在国防军中也并未中止其本职工作。为便于后续培训行动的开展，培训总局对这批前线工作人员进行了统一清点。(61)根据战时需要，培训总局向其发出指令，加强与普通士兵的思想联络，安抚士兵，成为士兵与其后方亲属之间的联系人，以便于对其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当时，培训总局对相关操作方式有这样的阐述：“(总局)几乎每天都保持与前线士兵的通信，并每日都向其寄送世界观教育类的报纸杂志。我们会对他们的回信逐一进行回复，并立即与其亲属联系，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至少也会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除了我们寄去的文字资料，士兵们每人还会得到来自亲属的小型包裹，内有烟草、甜酒等消耗品。此外，我们还专门发行了前线与后方的通信选集。总局认为，这是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士兵思想动态的绝佳工具。”(62) 这样，利用士兵的身份，在国防军中服役的培训工作人员能够及时了解身边其他士兵的政治立场，并将所得信息反馈给培训总局，反馈培训需求。培训总局则根据这些信息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共同确定合适的培训主题，再由这些工作人员进一步选定意识形态教化内容。(63)为了确保国防军培训的可靠性，培训总局还专门训练了培训人员行动组，派往西欧战区直接开展培训任务，(64)以与军中服役人员相互配合。(65) 培训总局自身发行的培训刊物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培训的辅助资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纳粹党培训简报》与《德意志初级读本——给战友的话》。(66)在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西欧的行动开始以后，国防军一次就订购了4万份《纳粹党培训简报》，并且向培训总局告知，由于防区需要将不断增加订购量。(67)自1941年起，为了呼应纳粹党对于侵略苏联的“世界观战争”口号，提升对前线士兵世界观培训的强度，培训总局不仅将所有德国国内培训中剩余的《纳粹党培训简报》都投放到东线战场，(68)还专门由纳粹党财政总监拨款发行了前线特刊。该前线特刊直接由纳粹党县市与地区基层组织的培训部门负责寄送，1943年的发行量高达每月50万份。(69) (三)特别培训活动与德国侨民和移民世界观的重塑 自1939年至1941年，纳粹德国在席卷欧洲的侵略战争中占领了东欧及东南欧的大片领土。由于历史原因，在纳粹称为“东部地区”的疆域内(主要包括当时的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生活着众多日耳曼族群。按照纳粹党的种族安置计划，这些“德意志侨民”理当从被“劣等民族”斯拉夫人占据的土地上回迁到自己的“帝国”中。纳粹党在战时新成立的瓦尔特兰帝国大区、但泽—西普鲁士及波兰总督府成为安置所谓德国侨民及回迁移民的主要区域。除此之外，西欧、西北欧地区与南欧的纳粹占领国与仆从国也散落分布着一些所谓的“德意志侨民”(例如卢森堡德意志人与意大利边境地区的南蒂罗尔人)。纳粹党希望使各地的“回归”族裔摆脱原居住地区的文化及精神影响，以实践其世界观要求中所谓的民族血统纯正、安居乐业的“民族共同体”理想。这个思想改造的特别任务被交给培训总局来完成。培训总局认为，对这一群体进行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要有一定的技巧性。“既向他们展示帝国的实力与强大，同时也要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融入我国人民的生活中去。”(70) 事实上，培训总局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自1937年开始，培训总局就已将民族问题纳入培训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培训总局与纳粹党负责民族事务的部门乃至科研院所进行了合作，编辑准备了大量针对回迁“德意志侨民”的培训材料，同时进行分发。(71)大量培训人员被派往东欧的新占领地或西欧的纳粹“友邦”(72)，各个培训城堡与骑士团城堡的移民培训日程也已排满。此外，培训总局还向莱伊提出建议，在新设立的四座帝国培训城堡中专门划拨两座用于侨民与移民的培训。(73)甚至在希特勒侵苏战争的紧要时刻，培训总局依然对下属各大区培训部门发出指示，强调认为“未来关于移民问题的培训将成为重中之重”(74)。 这其中，培训总局在瓦尔特兰大区的培训行动可以视为纳粹党整个侨民与移民培训的一个缩影。自入侵波兰的行动后不久，纳粹党培训总局便在全德范围内紧急征调培训人员，他们被派往瓦尔特兰大区进行政治与世界观培训。(75)瓦尔特兰大区聚集的德意志侨民与移民为数众多而且成分混杂，同时生活水平与教育程度迥异，大部分人缺乏基本的德语能力，受各种宗教观念及自身传统支配影响。纳粹党培训部门认为，要将其“聚合成一个忠诚坚定的民族共同体”，需要根据群体特征调整培训重心使用适合的培训手法。通过强化培训，从这些民众中间选拔出一个血统绝对纯粹、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种族观的领导阶层，然后利用这个“示范性群体”引导整个大区的民众过上“与种族身份相符”的生活。(76)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1939年至1942年，纳粹党在这一大区内共组织了271次大区级别的培训课程，有约9500人参加。县市级别的培训课程则有507次，受训者约1.5万人。而周末培训课程举办次数达到1440场，有3.9万人参训。这还不包括同一时期在地方以下的纳粹基层组织中进行的世界观培训。为使受训者了解并在意识形态与情感归属上依附“新帝国”，培训总局策划了“人与共同体”、“元首与其事业”、“我们的帝国”、“认识纳粹党”等一系列培训主题。(77)针对占侨民与移民群体多数的农民，培训总局每年冬季在瓦尔特兰大区各县市培训城堡中除了对其进行世界观培训之外，还进行农业技术培训。这些农民对接受培训并不抵触，甚至对纳粹党世界观普遍抱有好感。(78) 1933-1939年，纳粹党培训总局主导的培训系统主要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群体进行了军事化的政治作风培训，同时普及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基础。纳粹党各级培训部门通过所谓“优选”(Auslese)原则驯化足够数量的“政治与世界观无可指摘”的党员干部，并从中选拔培养可以充当领袖的后备力量。而在1939-1945年，培训总局的工作重点则是通过培训使纳粹党党员干部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对民众管理需求，并进一步通过范围更大的直接行动(79)使德国民众逐步内化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将其奉为思想圭臬乃至生活理想(“民族共同体”理想)。培训总局与纯粹党宣传系统配合实施各种特别培训任务，例如，节庆组织、国防军培训、侨民培训等，使民众的职业、文化和精神生活与前线生活的“生活秩序”完全按照“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要求得到建立。 不可否认的是，戈培尔所控制的宣传机器在第三帝国时期具有强大控制力，使得“宣传”一词几乎成为此前纳粹意识形态宣教机器的代名词。但单一化的“宣传叙事”也极易使人忽视这一领域内实际存在的分工与细微差别。如果说“宣传”是面向全体民众的撒网式“舆论轰炸”，那么“培训”则是纳粹党干部群体内的“精神受洗”。 在纳粹党的话语体系中，宣传部门主要利用民众群体的感情冲动来实现目标，在短时间内使全体人民为纳粹领导层的政治目标调整思想认识，做好履行义务的准备。“宣传是领导层日常政治斗争的武器，必须在公开斗争中向国内外敌人发起攻击。”(80)相反，培训部门则着眼于所谓“长期”目标，并且致力于达到更深层次的思想效果。(81)这一工作因而“可以不追求一时之功效，它的运作越深入和系统化，成效就越显著持久”(82)。 而在纳粹党的内部划分标准中，“培训”意在“使人具备处事与行动的能力”，任何一种“发展、教导、训练与教育的方式”都属于培训，受训人群需要领会纳粹领导层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意图，并给予统治实践上的支持与协助。“宣传”则“使人具备为确定目标而明确处事与行动方式的意志”，受众人群将受到某一具体政治目标的鼓舞。(83) 另外，培训总局认为在“引导、教育和培养全体德意志人民”的前提下，宣传“必须建立在培训工作细致入微的基础上。德国人民的领导者接受训练之后，将善于使用宣传方式使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符合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及政治目标”(84)。在培训总局看来，纳粹党需要先通过“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培养出一个举止和个性都达到最高标准的领袖团体，使之成为符合民族社会主义要求的“骑士团”，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所有德国人民进行思想引导与精神控制。(85)与此同时，宣传将在外交和内政上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86) 在还原了纳粹党统摄党员与民众的培训体系的历史原貌后，这套意识形态宣教体系的真正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纳粹党幻想着由一群“政治军人”组成的党员干部“骑士团”引领着广大安居乐业的德国民众，营造出符合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与统治理想的中世纪帝国图景，从而使纳粹党通过党员干部实现对德国民众充满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色彩的精神控制。需要指出的是，第三帝国虽早已覆亡，但作为探求纳粹政权意识形态统治的一面特殊窥镜，纳粹党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及其警示意义在今天仍有深入研究与反思的必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