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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响民国妇女婚姻变革中家庭财产观念构建的若干因素 上述从妇女婚姻权利义务观是否平衡、婚姻讼案中争自由和争财产的权重、寡妇愿否再婚几方面讨论了妇女的家庭财产认知及引发的问题。为什么几种情况下妇女们都特别在意争取财产？我认为下述几种因素似有影响。 第一，妇女家庭财产权缺失带来的生存忧虑感，使她们必须重财产权。 存在决定意识，妇女的生存状态及其在家庭中不能支配财产的现实，决定了她们在婚姻讼案中必然把财产放在首位考虑，即“女子经济不能独立”是妇女们在婚姻讼案中不得不特别看重财产的重要原因[20]。所谓“经济不独立”，一是指妇女在家庭中虽劳作辛苦，却没有财产所有权；二是指妇女不能独立谋生。 传统社会中，很多妇女辛勤劳作，对家庭财产贡献颇多。沈雁冰曾分析道：“凡乡村间的妇女是能够自食其力的，伊们的谋生不亚于男子”，“大凡乡村妇女在职业上，或谋生方法上，是和男子处同等机会的”，不过，“虽然能自食其力，但是不能有自己的钱袋，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自由处分用伊自己劳动换来的钱”[47]2-3。据社会学界、妇女界很多调查证明：城镇妇女劳动艰辛，其劳动是包括丈夫在内的家人的生活来源，但是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在“三从四德”的家庭伦理道德中，妇女们辛勤劳作后，在家庭中仍没有财产所有权，一旦婚姻出现危机，到了离婚地步，她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活来源断绝。此外，还有些妇女，没有独自谋生的能力，专赖丈夫为生，一旦离婚，顿失所依。无论哪种，都迫使她们不得不优先考虑财产。 某些有能力、有职业的妇女离婚时在赡养费上的爽快，反面印证了这一问题。不过，因妇女就业少，例子也较少。1928年12月16日，《大公报》载天津彭女士要求离婚，彭29岁，国民党员，因丈夫纳妾而要求天津市妇女协会帮助她与丈夫离异，并帮忙谋份工作；丈夫李某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商科，任洋行经纪，李称后悔纳妾，同意按月给彭女士生活费30元，但不离婚；彭坚持离异，她最初要求丈夫给1000元赡养费，先付一半，其夫同意离婚后，却只承认先给100元，彭未纠缠，达成离婚协议[48-49]。1929年1月17日，《大公报》登载天津结婚10年的张某与妻王某离婚，本是张到法院诉求离婚，离婚时，张语不成声，但王却“神情昂然自得”[50]。20世纪30年代，北平地方法院处理的一桩北大教授梁宗岱离婚案中，其妻何瑞琼也是有理有节地提出生活费要求。梁、何结婚十余年，梁归国后到北大任教，却未把老家的何氏接到京城，何便起诉离婚，她提出梁月薪400元，故要求月给她生活费150元，最后法院判决月给100元，何欣然同意[51]39-41。上述三位女士之所以没有漫天要价，原因在于她们都能自食其力，不靠丈夫也能独立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土地改革后，妇女地位得到实质提升，她们也产生了“有一份田后，咱有说话权了”的认知(17)[13]125。当时就有人指出：“女子欲谋彻底的解放，非自己经济独立不可。”[52] 第二，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异化制约。 基本生存条件制约了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观念，但不足以解释那些有生存能力、有一定财产的妇女在离婚中对财产的过分要求。对此现象，我认为还要从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和妇女的教育中寻找原因。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主外，女主内”是广为流传的深入民间的俗语，反映了妻子依赖丈夫的习惯性心理。既曰“习惯”，就不可能在短期内骤然革除，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支配人的行为。那些依赖丈夫财产的妇女，正是因袭嫁汉穿衣吃饭的传统思维，认为夫养妻是天经地义。探究其内心，或许因她们的无助和柔弱是一种潜在的自我禁抑而非自我解放。不过，她们这时是禁抑于丈夫的财产而不是禁抑于丈夫的人身。1930年，胡汉民便对这一现象尖锐批评道：“现在所谓解放的妇女，常常是脱了此一端的束缚，放纵起来，又钻到彼一端的束缚里去。”[53] 第三，教育的缺失所致。 教育的缺失也使得妇女多以财产为婚姻合离的准据。正如时人论男女平等时指出：有时“家庭中的不平等，不能尽归罪于男子方面，一般女子她们不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尽她们自己的责任，……但这也不能怪她们本身，推本求源，皆因没有受教育”[54]。特别要说明的是，此语中的“教育”，并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化知识教育，还包含法律概念上的权利义务观衡平教育。民初伊始，在教育、鼓动伸张妇女权利时，基本没有提及妇女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应履行相应的义务。 第四，激越革命引起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建构失衡。 婚姻自由在我国由口号到法律文本、再到司法实践，一路都伴随着激越的革命，婚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婚姻革命的对象主要是旧式婚姻，是压迫妇女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在封建婚姻关系中，妇女们承载了太多义务而少有权利，婚姻革命当然要以翻身求解放的激情打倒旧式婚姻。革命中，争取的是权利而非义务，渴求的是翻身而非平等。检视二三十年代与妇女运动相关的文献，几乎全是伸张女子权利的呐喊。如1921年，《长沙女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宣示要恢复女子人权，与家庭相关的权利包含“财产均分权”和“婚姻自决权”[47]；同年，《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与家庭相关的权利要求是“在男女权利平等的理由上，我们要求在私有财产制度未废以前，女子有受父或夫之遗产权”[4]；次年，在《妇女问题研究会宣言及章程》中，法律方面是“在民法上，怎样改革亲族法，使女子有和男子同样的继承权；怎样改革婚姻法，废除纳妾制度，规定妻的完全权利和行为能力，并承认女子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47]。其他个人、团体的文章、讲话也一再提及类似意思。这些主张是对千百年来女子受压迫的革命，也是对现实社会中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反抗。革命的激情，翻身的鼓动，对妇女婚姻权利观的建构起到了助推作用，但是对义务观的确立则作用不大。在提及争取妇女权利时几乎没有涉及义务，特别没有提及家庭义务。就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和现实而言，这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当革命激情平复，回归日常生活，用法律规范婚姻行为时，权利当然要与义务相对应。法律理性中的义务本该是建构的内容，革命中却无人顾及，致使权利义务平衡观念的培育空缺。这或许是离婚案中的妇女动辄就以被遗弃而提出离婚，或提出超过法律限制的财产诉求的一个原因。 激越的革命对于妇女权利义务观的平衡建构作用不大，也不能如秋风扫落叶般一夜间清除旧观念，不仅守旧人士、普通百姓抱残，就是趋新人士骨子里也可能镶嵌着旧观念的碎片，旧观念又循环激发出妇女更强烈的争权意识。1918年，胡适在《贞操问题》中论及寡妇再嫁，不自觉地流露出矛盾认知。他批驳寡妇守节，主张寡妇再嫁，说在几种情况下寡妇可以不嫁，夫妻情深，儿女牵挂，年纪已大，“家道殷实，不愁衣食”，如果“家又贫苦，不能度日”，为何不再嫁呢[37]507？稍做解读，便见其矛盾。胡适潜认知中，再嫁到底是打破旧的贞操观，还是迫于生计而依赖男方呢？若是后者，岂不就是妇女应依靠男子吗？即便两者兼有，胡适也有妇女为穿衣吃饭而嫁汉的意思。在大革命狂飙之后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两种观念仍旧对垒。1934年初，青岛市府因前总统黎元洪之妾再醮而把她驱除，但把66岁的熊希龄娶33岁的毛彦文赞为佳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驱黎之妾是政府所为[55]4-50。时至1934年，政府还用双重标准衡量男女再婚，可见社会对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阻碍。 1934年修改《刑法》第239条关于通奸规定时，会场内外的互动也反映出新旧观念的博弈。起因是现行刑法第256条单科“有夫之妇”与人通奸罪，对有妇之夫的通奸行为则不予处罚，女界认为违背了男女平等原则，要求修改此条。于是，立法会议起草时便将此条文修改为：“有配偶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意谓夫妻与人通奸均受刑法处罚。二度讨论，该条竟未获通过，多数表决删除此条，定为：“有配偶之男女违背贞操之行为，仅负民事责任，而不受刑法制裁。”再开会时，却全文翻版现行刑法第256条的规定：“有夫之妇与人通奸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奸者亦同。”仅在刑期上有所减少。这激起了南京妇女的极大不满而开会抗议：“此种科女子片面义务之法条，实属压抑女子，放纵男性，根本背叛总理遗教，违反对内政策第12条，且与训政时期约法第6条明文抵触。”[56]31-34要求立法院按照男女平等原则复议。经过多番辩论，该条定为：“有配偶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最终定格维护了妇女的权利。为此，妇女们欢呼这是“妇女界力争刑法第239条胜利”[57]1-2。《法律评论》称：“三改而后定，郑重其事矣，立法委员之法律思想进步，致有此现象矣。”[58]1女界眼中理所当然之事，立法委员们要“进步”后才能首肯，可见男女平等在还算开明的立法委员和女界认知中的差异。连本当深明男女平等含义的立法委员都存有男女权利不等的痼疾，可见虽然自民初以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声浪从未断绝，但时至30年代，要落实到可具体操作的法律条文仍然阻碍重重。阻力越大，妇女们争取权利意识便越强烈，越要为争取权利而抗争。此时此景，又有谁来提起妇女的权利义务观应平衡建构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