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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编撰方法：从直观调研到坐而论道 “求真”历来是优秀史家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更是衡量史著价值的重要尺度。鉴于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严肃学者皆重视材料收集和辨伪考证。古希腊人作为事必躬亲的旅行探险家或军政实务家，重视实践调研并以可证资料为基础。首先相信本人对事件的直观洞察，而后是可靠知情人的目击证言。如希罗多德强调实地调勘、亲身探访，反对照搬先验之见。《历史》卷二、四表明其最初具有浓厚的地理学、人种志兴趣，遍访地中海沿岸山川地貌、碑铭史迹。正是在广泛游历中(包括积极参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文化生活等)，他寻获大量真实信息并决意成为一名历史家(35)。希罗多德诉诸证据展现希腊与异邦人的丰功伟绩并告知所悉实情，主要是凭赖口述材料。鉴于口传信息存在记忆残损、众说纷纭等严重缺陷——如希氏因文化差异及认识水平等常常难以辨明真伪混杂的埃及(宗教信仰、风土民情)文献材料，修昔底德强烈抨击“其他希腊人”撰史中过于轻信(36)。虽然提高了史料批判的严谨性(希罗多德允许提醒读者后载录无法直接证实之事)，但修氏撰史很少借鉴书面证据。除非是无法获取确切可信口述材料，则偶尔采用。如第一卷第十章中有关波斯王来往信函、德尔菲祭坛铭文、亚细亚马格尼西亚市场地米斯托克利纪念碑等。即使在为数不多的书面文献中，它们的来源渠道也极其偶然(如私人途径获得或抄录雅典碑铭)。典型实例是，全书仅直接提及9份文件(卷八、卷五各3份，“十年战争”结束期间双方涉及休战、和平与同盟的3份)，且其中3份尚未生效(斯巴达与波斯针对雅典的密约条文)。 古典希腊历史写作中书面文献无足重轻，不仅是史学观念(告知真实情况)的产物，同时也与文献保存状况有关。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包括文化中心雅典在内)的书面文献严重匮乏。通过比较研究口头与书面知识信息交流的复杂状况，表明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含有演说家、剧作家)主要依赖口述传统表达思想和日常交际。突出体现是雅典城邦公共碑铭和书面文档持续增加，但文档保存系统性差而较少受到参阅，且题铭也并非受到广泛阅读。后来“文档意识”强烈并开始重视书面文献，书写活动对于全体古希腊人而言仍旧更多具有象征性内涵——如赋予发展中的城邦政体组织以纪念意义抑或宗教权威等。而且古希腊并不存在类似于中国的官方性“记事者”，更遑论专为行政管理载录重要材料的文献档案了。如此说来，当时的希腊远非书籍与文档发达的社会。一方面，书面记录主要集中于“公共书写”层面而非私人生活领域，即使书面纪录其最典型的公开运用也仅是为了展示值得仿效的人事与政令；另一方面，希腊人显然未能充分利用书面记录的潜在优势，且文献材料中口述性质比重远高于书面载录(37)。鉴于此，古典希腊史学虽是“一种优秀的书面活动”(38)，却不得不凭借口传材料。既然缺少充裕可信的文字证据，为了写出切实有用(特别是着意于全面反映城邦体制现实情况)的历史著作，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典希腊史家坚决拒斥“当代以前的历史”。于是，书写者亲身参与或耳闻目睹的重大事件(如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理所当然地成为不二选择。诚如论者所言，“每一代历史学家构建他们本人时代的载录并由此堪为一种调研的自然法则”(39)。 城邦时代希腊史家对于撰史中是否拥有原始的一手书面文献普遍不以为意，还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史著的主体材料来源及其诵读、传世等诸多实际情况密不可分。当时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通常一部著作首先是在作者的私密圈内获得交流与认可，而后才通过出版发表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间为了适应广大读者与听众的审美情趣，著者往往需要使书面表达更加口语化。典型实例是修昔底德采用季节乃至整年性的叙事结构——如“在整个夏季中”“直到冬季开始的时候”，以及“战争的第一(至二十)年”等，或为一种刻意为之的叙事策略而非单纯谋求精准明确。亦即，通过与口述传统内在一致以便作品的记忆和传世：“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40)另一方面，希腊社会从口述转向书面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书面记录问世后很长时期内仍主要继续提供口述功用(如世人面前公开朗读)。倘如是，修昔底德广泛引用口传材料、大量构撰演说词(同时不大注重条约、碑铭等文档)，似乎也意味着单凭书面材料自身很难表达复杂思想。如此说来，色诺芬《希腊史》叙事口述色彩浓厚(41)，表明这些直到古典时代末期依然受到重视。 倘若现场目击较文字证据可取，城邦时代希腊史家也就不可能形成明确的历史文献学概念。与之相比，希腊化时代的知识文化氛围颇为类似于近代西欧史上的所谓“博学时代”。突出体现是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学术重镇，大规模有关先前古典文明成果的收集整理、校勘汇编等研究性工作蔚为壮观。如诗界领袖兼目录学家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约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45年)编纂120卷本《希腊图书总目要览》，明确将古典希腊知识成就分为8大类别(戏剧家、史诗与抒情诗诗人、法学家、哲学家、历史家、演说家、修辞学家、杂著作家)，折射了希腊化时代的博学特征(42)。对此，长期身为军政实务家的波利比阿似乎同样体会深刻： 我们时代所有的艺术与科技如此突飞猛进，以至于其中的多数学问或可认为已成体系。既如此，历史最有用的部分理当写好(43)。 与此相关的却是，早期希腊化时代中的优秀史家多为书斋型知识精英而普遍缺乏军政实务： 这一点显而易见。特奥旁普斯、特别是我们现在论及的提麦乌斯实乃同类情形。 有意否认通过游历、探访而亲身参与任何战争、政治抑或其他实践经历(44)。 书斋型知识精英“坐而论道”，很大程度上有力推动了历史写作的学术化、专业化进程。就宏观层面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专论性的史学批评蔚然成风。希罗多德曾抨击赫卡塔欧斯(Hecataeus)等早期爱奥尼亚史家，修昔底德则认为希氏、赫拉奈库斯(Hellanicus)等一无是处，但也仅是零星品评。至希腊化时代，人们理论总结历史写作的热情似乎突然迸发，专论性史评著述纷纷涌现。如提麦乌斯非常熟悉古典希腊及亚历山大统治期间的撰史状况(至于品评是否客观公允则另当别论)，包括“亚里士多德、特奥旁普斯、卡利斯提尼、厄弗鲁斯(Ephorus)和德摩卡勒斯(Demochares)”，“此外他还谴责了其他所有的历史学家”(45)。而后，则是以提氏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史学遭受波氏抨击。波利比阿甚至认为其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撰史领域的标杆人物，实则凭赖巧舌如簧地评判他人： 究其原因是，正像其整部作品如此连篇累牍于吹毛求疵与辱骂恶言……我以为他操刀这类伎俩似乎孜孜不倦且有与生俱来的天赋。 由于能言善辩以及对他人的声色俱厉，他大放异彩(46)。 实际上，在希腊化时代早期，类似上述的史学批评并非一家之言，如同期的托勒密埃及史家曼涅托(Manetho)《驳希罗多德》等。进而言之，随着西方古典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成熟，明确系统的专题性史评更是层出不穷。如奥古斯都时代优秀的希腊修辞家兼历史家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论修昔底德》，帝国初年伟大的希腊传记史家普鲁塔克的《论希罗多德的恶意》，稍后罗马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琉善(Lucian of Samosata)的《论撰史》等。 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早期希腊化时代史著多是从书本到书本性质的“坐而论道”。与前辈同仁重视实地调勘、亲身探访大相径庭，书斋型史家普遍强调全面彻底地据有书面文献：“倘若一度曾经接近事实真相，则类似于画匠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这一点非常切合提麦乌斯，因为他并非通过实地调查的证据撰史。”如据《西西里史》卷34，提氏自称“背井离乡偏安雅典50有年矣，我得承认，没有实战经验抑或亲身的现场调查”。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他们展开了艰辛的史料工作，举凡当时留存的典籍文献大多深入研究以求充分掌握： 单是收集历史所需文献也是一项非同小可的工作……据他说，他自己在收集亚述文献和调查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伊比利亚风土民情过程中呕心沥血(47)。 事实上，书斋型史家著述实践中的取材来源往往十分广泛(如题铭、石碑、档案等)。而且正是基于掌握了大量相关书面材料，学富五车的提麦乌斯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批判前人史著。 尽管波利比阿坦承提氏等人在“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展开历史写作”，但对其“坐拥书斋”强烈不满：“居留雅典近50载得以大量接触前人作品，他自恃具备撰史的素养能为。据此看来，我以为是大错特错。”而且正因轻忽实地调勘与亲身探访，导致《西西里史》漏洞百出：“对阿非利加孤陋寡闻”，“诸如此类的谬误同样显见于有关当地动物的论载”，“就科西嘉而言，他提供了与非洲情形类似的不着边际的论载”。总之，“似乎有意讲述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物事”。凡此种种表明，有关阿非利加、撒丁，特别是意大利的论载皆与事实不符(48)。鉴于此，波利比阿连篇累牍地严厉抨击以提麦乌斯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化历史写作的编撰方法： 我们据此认定整体上他对待调查研究仓促草率，而这恰恰正是史学的首要急务。 纸上得来轻松便捷，仅需接触文档丰富的某一城镇抑或附近有一图书馆即可。 叙述是基于主动、被动地身临其境，抑或基于自查文献、转引他人(49)。 波利比阿由是认为，倘若一味沉溺于“古代传世文献无法自拔”，最大的危害则是难以正确地阐释历史。在此意义上，“兼有实践经验与精读文档之长”的波氏表达了其核心的史学观念： 系统的历史研究包含三部分：一是深入研究回忆录……二是实地勘验……三是躬亲政治实务……有些人撰史过程中看似合情合理，即如同纸上谈兵的医务工作者(50)。 上述数则材料表明，希腊化时代历史写作的文献来源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重视直观调研到转而强调“从书籍到书籍”。而身处希腊化中叶的波利比阿对城邦时代、希腊化早期史学实践的批判性理论反思，客观上似乎也从侧面折射了古希腊著史方法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书斋型史家撰述的首要优势在于，往往能够追根溯源地网罗多种抄本、遍览最好的同题文献——而这却是古典希腊时代很难完备，且又通常遭到否弃的历史条件。与此相关的是，希腊化早期历史写作的博学多识性为日后大规模的历史、地理、古物研究，提供了大量极为宝贵的民俗学、人种志、神话学、语源学等文献材料——尽管这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事实上以提麦乌斯为显著标识，以后罗马时代流行两种并行不悖但颇为近似的史学方法。一方面，在希腊语地区史家中，继续强调“从书籍到书籍”；另一方面，就罗马本土民族史家而言，热衷于利用当事人回忆录以强调权威可信。相形之下，曾被古典希腊史家奉为圭臬且由波利比阿弘扬的直观调研则鲜有问津。当然不可否认，与希腊城邦时代相比，希腊化时代读写能力与其书面文献的发展水平，似乎也很难短期内获得质的飞跃性提升——实则就整体而言，西方古代社会的读写能力普遍不高，且书面纪录也并不发达(51)。倘如是，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过于夸大希腊化时代书斋型史家群体“坐而论道”的普遍适用性，以及古希腊史学编撰方法流变过程中的突兀性。相反，还应当辅以一定的直观调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