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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关于政治史的衰变及其他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上述认知能否为考察希腊乃至西方古典史学整体流变动向，提供某些启示性的解读视角?抑或以之为个案，理出若干深层次性的问题元素?鉴于论题所涉范围远远超出希腊化时代自身，结合罗马时代希腊史家的创作实践，或有助于彰明论题。事实上，后希腊化时代希腊历史写作中体现了许多来自早期希腊化史学的意涵和影响。 1.政治史的衰变与文明史的继起 毋庸置疑，西方政治史传统源于古希腊——“政治”词根出自“城邦”或可佐证。在城邦体制盛极而衰的公元前5世纪，政治生活主宰了希腊的文化领域：主要探讨正义、法律、人性、国家目的(起源与衰落)等论题。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史学观念无论多么不同，共通之处却是作为晴雨表直接映射了城邦制度的兴衰沉浮。如果说色诺芬《希腊史》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标志着古典后期由修昔底德开创的政治史书写范型艰难维继(82)，那么在公民政治与城邦理想灰飞烟灭的希腊化时代，人们则逐渐厌倦并疏离政治生活——反之在城邦体制下，“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83)。基于是，长期曾在西方史坛一枝独秀的政治史传统势必残败。“坐而论道”盛行于世似乎足以证明波利比阿所言： 生来缺乏战事经历之人不大可能写好战争中发生的事情，从不精通政治实务之人也不可能写好这类题材……他们的作品对于读者毫无实用价值。 柏拉图告知我们当哲学家出任国王或国王研读哲学则世事太平。而我要说历史亦然……非是当下例行公事般的敷衍草就，而是坚信此乃毕生矢志不渝(84)。 波利比阿孤寂落寞而特立独行的拨乱反正，目的显然正是要重新确立起政治史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政治史风光不再的历史年代，如何指望提麦乌斯们足不出户地写好同题史著?而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学政治维度弱化的深层取向是，某种意义上使得以后卷帙浩繁的文明史编撰成为可能。 众所周知，希罗多德旨在为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的民主昌盛摇旗呐喊。但作为“西方文化史之父”，他主要强调的是内涵繁复、文化学意义上的历史世界：跨越数个世纪、不同国族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希波战争则提供了一种叙事视野和文化背景。突出体现在，《历史》前半部分虽以之为框架，却贯穿了许多神话学、地理学、人种学等文化知识，直到后半部分方才叙述战争本身，插叙退居次要地位。事实上其巨大贡献恰恰在于，为后人提供了有关当时已知世界大量非政治化的历史讯息。基于对希罗多德等人的强烈不满，修昔底德通过集中于一个时期、一个国家、一种活动，转而关注政治史视域下希腊世界的现实遭际及未来命运。其余许多“无关紧要”的社会文化史内容，则遭到强力的压制和摒弃。如此似乎意味着希罗多德的文化史学过早夭亡，包罗万象的历史著作显然更无从谈起。 至希腊化时代，历史书写在秉承政治史叙事框架的同时，突出和强调了“去政治化”意义上学识色彩浓厚的古物研究，与当时以收集整理、吸收消化前代知识成就为主要特色的“博学”文化氛围内在一致。尽管很难判定希罗多德的具体影响，但其间文化史的回归意向显而易见。如昂西克里图斯《亚历山大的教育》以亚历山大东征为叙事线索，大量插叙人种志内容(尤其是古印度历史地理)。提麦乌斯《西西里史》虽以局地政治军事史为骨架结构，却载录了地中海世界“有关殖民地移民团、城邦建立以及家族谱系”(85)等论题。下列论述或为旁证： 几乎所有的其他史家，抑或至少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通过探究专门史吸引形形色色的不同群体精读其作品。族谱学一类吸引热衷于故事讲说之人，描述殖民聚居地、城邦建立及其宗脉血缘……吸引涉猎新奇和专研学问的爱好者(86)。 在笔者看来，热衷于文化史题材或许正是政治史衰变背景下史学讲究学识性的深意体现。另一方面，倘若所谓“政治史”涵括“战争、淤滞、非希腊国族叛乱、邦内邦际关系、政体演变以及相关物事”(87)，希罗多德解读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广度与深度，显然难和修昔底德媲美。突出体现在与通过探明原因注重事件解释相比，通过罗列众多说法(如“据说”)强调事件本身。事实上，《历史》中往往并无有关某一事件具体而清晰的因果链条。相反，其中关于政治事务的载录要么泛泛而论(如强调海权对国家兴亡至关重要)，甚或是通过宣示人事无常以激起读者情感共鸣(如吕底亚、米底等转瞬亡于波斯)。鉴于此，他著史“政治敏感性”不强，某种意义上能否视作政治史真正兴起、成型之前的真实写照? 通过汲取提麦乌斯等人的史学方法和稍后波利比阿的整体史视野，希腊化晚期史家主要关注“非政治化”的文明史写作(以罗马史为中心)。一方面，他们承认罗马主导下的地中海世界新秩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竭力强调后起之秀崛起过程中的“希腊文明元素”。突出体现在，狄奥多鲁斯(Diodorus)30卷本《历史文库》作为古代规模最大、内容最全的地中海文明史，谋求论载希腊与蛮族土地上的“全部事迹”。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代》通过载论波氏《历史》涵盖之前的罗马史，主要在文化而非政治的意义上盛赞罗马崛起。不仅如此，政治史的衰变也使得“坐拥书斋”大行其道：既然大量涉及古往今来视域下有关异国他乡的文明史题材，亲身探访与实地调勘则捉襟见肘而难以为继。如百科全书式知识集成《历史文库》耗费30年光阴收罗文献，坦承主要是借鉴了提氏等人的二手文献。又如《罗马古代》作为古物研究性史著，卷一“前言”中自诩曾广泛涉猎希腊、罗马作家的“许多著作”。究其原因，显然其间存有来自罗马的压力：至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民族文化逐渐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进而谋求与师者希腊较量比拼。希腊人的民族构成、政治地位整体上处于劣势，如今文化领域同样面临边缘化的危险(88)!许多文明史著述蔚为壮观(含斯特拉波地理学研究等)于屋大维朝，绝非偶然。典型实例是，狄氏《罗马古代》正是要与波氏分庭抗礼：探明罗马崛起的关键是解读其文化渊源，故此与全面地主要借鉴希腊文明密不可分! 学术色彩浓厚的文明史继起折射了希腊化时代著史功能的微妙变化，即通过传播趣味性知识愉悦世人。希罗多德《历史》虽为研究成果但并不否认愉悦性，修氏则强调务必摒弃诸如此类才能服务于实际政治需要：“我的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89)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身为政治史之父的他竟沦为修辞学教父而泽被后世。相反，其最重要的史学遗产(严谨求实的史料批判、客观中立的叙事立场)却少有问津(90)。与此相关，倘若城邦体制下民主政治衰落是古希腊史学政治史书写式微的根本原因，则希腊化史学在演说词(它本身已衰落)构撰外开辟和扩大新的叙事领域也许同样情有可原。当然不可否认，希腊化史学社会功能的另一体现是道德旨趣，显然这又与“人物史”叙事转向有关。 2.道德史观视域下人物史写作的“去政治化”及其文明史意向 不可否认，希腊化时代人物史写作堪为君主独裁体制下政治史的变异性延伸：影响历史的是军政舞台上位高权重之士，目的也是通过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实例予以伦理教化。但拒斥严肃的宏大叙事、专注大人物的日常琐碎，某种意义上同样可以视作史学“去政治化”的重要表征。不妨以罗马时代影响最大的希腊史家普鲁塔克及其《希腊罗马名人传》为例，如论载亚历山大帝和凯撒(91)。 为彰显道德目的与英雄史观，普鲁塔克作为西方传记史学奠基人明确区分了传记与历史，强调趣闻轶事类题材更能展现道德品性。尽管传主皆为政治家、军事家，但其“去政治化”视域下的文明史意向却是旗帜鲜明。突出体现在与早期希腊化史家一脉相承——如提麦乌斯《西西里史》强烈的传记化特征是其能够成为普氏传记写作中文献来源的重要诱因(92)，关注大人物的小事情而非重大事件中的公民集体，进而将高高在上的英豪们世俗化、乃至娱乐化(通过围绕当事人喜怒哀乐的故事讲说)。且基于根深蒂固的希腊文明优越论，普鲁塔克首创“平行列传”叙事体例，意在强调希腊人即使在政治军事领域同样辉煌并足以和罗马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人物史写作中的“去政治化”及其文明史内涵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嬗变过程。希腊化背景下亚历山大帝的沉浮录，或许正是其中的典型缩影和真实写照。早期希腊化史家的人物史载论中，往往是政治活动、军事成就与其他方面交相辉映。如在亚历山大帝统治时代，御用史家著述与部将回忆录大体如法炮制，以求尽可能“真实地”美化其光辉事迹。自此以后，有关亚历山大帝形象的构建开始逐渐出现意趣分野。一方面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特别是对于说明帝国分裂后继承人的统治合法性意义深重。突出体现在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希腊化王国竭力通过铸币、塑像、绘画等多种途径，将亚历山大作为征服者、统治者的英明伟大晓谕臣民。另一方面，历史家等书斋型知识精英则更多通过文本性描绘(侧重于私生活、体貌特征、性格心理等)，将理解中的人物形象各行其是地告知读者。随着希腊化王国的没落衰亡，民间化解读逐渐超越官方立场而胜出。至罗马时代，希腊史家更多强调以“非政治史”的视角阐释亚历山大的成功与伟大(93)。普鲁塔克(含阿庇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等)专注于文明史视域下诠释这位“希腊人”的杰出代表，良苦用心恰在于比对性地解构罗马人政治军事领域的“一家独大”。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提麦乌斯竟曾痛斥作为“蛮族”“暴君”的亚氏，一如特奥旁普斯笔下“毁灭”希腊文明的其父腓力! 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学家广泛采用“从书籍到书籍”的编纂方法，就文献收集与采撰而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有关异地他乡山川地貌、生活习俗等社会文化史意蕴浓厚的材料，二是人物史中与德性评判相关的趣闻轶事类题材。故而，它在受到狄奥尼修斯、狄奥多鲁斯等典型的文明史家推崇的同时，也多被传记史家所青睐。诚如普鲁塔克竭力强调指出的：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凭着腹笥写出一本历史著作，他必须收集各种资料，主要是来自各种版本的读物，并非很容易在任何地区都能轻易获得……最关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居住在一个“著名的城市”，不仅人烟繁密而且文风鼎盛，这里典藏为数众多的各类书籍(94)。 结合前述《历史》史评我们知道，波利比阿曾数度质疑早期希腊化史家：收罗书面文献与亲身探访相比究竟何者更辛劳、更关键?而在普鲁塔克，波氏的迂腐言论又是多么的不可理喻! 3.希腊化时代古典希腊史学“严肃求真”叙事传统的衰落 毋庸置疑，城邦时代希腊史学编撰的主要目的旨在确立历史真相，且“事件史”中很少牵涉到直接褒贬。突出体现在，古典希腊史家动辄以“人类”等为代表主角的历史书写，似乎并不寻求与特定人事亦步亦趋的雷同吻合。进而言之，又如希罗多德将各种材料编撰成文同样需要一定的历史虚构。但其前提是往往真诚坦率地告知相关处理的缘由、局限，并尝试凭借自身学识、经历等审慎地辨明真相(95)。至于修昔底德史学的严谨求实与客观理性，更是举世公认而备受称道。实际上从希腊史学萌发伊始，优秀的希腊史家大多体现了爱奥尼亚哲学推崇的批判主义立场。典型实例是，普遍注重理性地重估源于口传材料的客观事实(96)。当然不可否认，古典希腊史家诉诸于目击证言的直观调研也为后人评判其真实性增加了许多难度。对此，波利比阿同样强调指出： 拙著中我不时阐发类似立场而如下所言：正如活生生的人倘若失却双眸将百无一用，倘若将事实从史著中摒除则仅余荒唐的无稽之谈(97)。 遗憾的是，早期希腊化时代撰史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及其具体实践表明：与文献多寡、史料批判等传统制约相比，书写者的立场、态度逐渐开始成为影响历史真实的主要因素。突出体现在，私人恩怨与民族偏见等往往交织勾连，进而深刻影响到史家究竟能否如实直书——何况“赏善罚恶”就必须品评当事人的正邪美丑。事实上，这一点早在色诺芬笔下即已难辞其咎：“探寻道德教益中倘若他并未掩饰客观真相，将是不可思议。”(98)典型实例是特奥旁普斯笔下关于腓力二世的描述充斥了“愚蠢而牵强的诟骂”，“尤其是以侮辱谩骂性的措辞”载史；提麦乌斯“为私人仇怨蒙蔽”，热衷于通过“口无遮拦的毁谤讥讽”论载西西里统治者，等等(99)。相比历史人物评价，希腊史家腓力努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生卒不详)与罗马民族史学奠基人法比乌斯(Fabius，约公元前254年—?)围绕布匿战争爆发究竟孰是孰非的激烈攻讦，更充分彰显了地方爱国主义对历史真相的“严重偏离”。诚如波利比阿强调指出的： 腓力努斯与法比乌斯并未完全阐明真相……基于固执己见与坚定袒护，腓力努斯认为迦太基人处事明智、公道且果敢而罗马人大相径庭，法比乌斯则持有反方立场(100)。 更加遗憾的是，爱憎褒贬若再辅以强烈的修辞特性，必使辨明真相大增难度：就“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书写中所谓真实的本质与作用”而言，古典史家的标准大多与此相关，以至于竟有论者愤怒断言“历史是表现的历史，绝大多数历史荒诞不经”(101)!城邦时代希、修等人虽有特定的文体风格，但很大程度上是题材的内在需要和个人文才的自然流露。相形之下，修辞应用使希腊化时代以大人物为中心的撰史实践如虎添翼。特别是细致入微的心性刻画与连篇累牍的琐事载录，有助于深入挖掘、展现内里复杂的道德意蕴。如弗拉库斯以雄辩术式的叙事风格，将人物评判上升至修辞高度(包括极力颂扬斯巴达王、恶语中伤阿卡亚领袖等)；提麦乌斯则通过脸谱化处理，成功地将僭主人物妖魔化而抬高反对派——诚如普鲁塔克所讥刺的，“不过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作家”(102)。倘如是，部分学人所论或有夸大其词之嫌，某种意义上却道出了其间的一种流行症状。若将考察视野下延，拜占庭帝国伟大史家普洛科皮乌斯的慷慨陈词，也从侧面表明长期以来这一点竟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聪慧伶俐的人适于搞修辞学……只有实事求是的人适于写历史。遵照这一原则……完全如实地记下在有关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不论他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1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