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余论 以上所论关涉到西方古典史学发展史上许多大体正确但细节不明的紧要论题，亟待进一步探讨。 就城邦时代希腊史学来看，一方面，既然修昔底德传统在经历古典末期短暂的回光返照后旋即湮没无闻，那么希罗多德的文化史范型是否并且如何“大放异彩”；另一方面，既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古典史家的著述不同程度上含有修辞学特征，那么早期希腊化时代与之更多的本质性差异何在。若是早期希腊化历史书写承上启下，一方面，古典希腊史学向希腊化时代转进过程中，色诺芬史学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既然以修氏传人自居的他某种意义上即已彰显了希腊史学严肃传统的衰落；另一方面，罗马史学萌发阶段的“希腊元素”如何可能——不仅对它影响直接的是早期希腊化史学，且希、修等人遗产同样由此薪火相传。如就早期希腊化史家来看，一方面因著述大多散佚，无从详尽得知诸家的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特别是有关英雄人物与重大事件、历史编撰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他们的史学遗产在遭到波氏批判否定且罗马社会历史巨变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对以后罗马时代史学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其中余脉延展而至古典文明崩溃前夜。与此相关的是，希腊化中期正式肇始的古希腊史学传统与拉丁民族史学融汇合流过程中，波利比阿的撰述实践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自此以后，罗马历史逐渐成为希腊史家编撰的对象。 即使早期希腊化时代历史书写内部，同样也存在许多差异。如就时间层面来看，紧邻色诺芬之后马其顿崛起背景下(主要是亚历山大帝时代)的写作实践与提麦乌斯时代及至波利比阿时代，三者前后相续的阶段性差异具体怎样。如就地域层面而言，早期希腊化时代史学阵地开始从本土转移、扩大至西部希腊(西西里史学派竟成主流范式的集大成者)。其间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却是，北非、西亚等新兴的希腊化重地(尽管亚历山大里亚已然取代雅典而风头强劲)史学撰述仍旧步履蹒跚，很难与传统意义上的希腊世界比肩媲美。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当地的历史写作竟也深刻打上了希腊化时代的烙印。如曼涅托坚决拒斥希氏《历史》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的相关论载，另撰希腊语《埃及史》。同时期巴比伦祭司伯鲁苏斯(Berossus)则通过希腊语《巴比伦史》，彰显悠久灿烂的西亚文明。更为关键的是，就早期希腊化时代撰史领域中一系列深刻流变自身而言：一方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将之视为古希腊史学传统的式微，乃至预示着西方古典史学的整体转型及其发展趋向；另一方面，假设生成背景、目的旨趣、编撰方法、叙事表达等皆与希腊化时代历史变革紧密相关，能否另在史学以外的某些文化境况中宏阔地给以观照?再则，倘若仅以希腊化史家现存零星断章立论，多大程度上能够断言古希腊史学历经了重大流变(如主要关注于“道德论题”而对历史真实不以为意等，残篇表明部分史家曾耗费大量心血开展调研工作)。相关的是，倘若单凭波利比阿明显存在偏见的史评立论，是否难免以偏概全之嫌?何况，早期希腊化史学还构成了波氏撰史的直接背景(如承袭和借鉴提麦乌斯史学遗产)(104)。 另需强调指出的是，本文研讨中所面临的诸多重点、难点，往往皆不同程度上涉及抑或兼具本体论、方法论的性质。突出表现为，如何才能进一步简化、凝炼时空范围，以期凭借更为集中而深入的探究，揭示史学文化与社会存在间的互动关联；如何才能在宏阔而悠远的时空背景下，明晰界定诸多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内涵与外延，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主要由于笔者学识愚陋，加之文献匮乏、超出考察范围，兹不赘述。 附记：拙文承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值此发表之际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