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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于乃昌所总结的藏族文化的进取性和开放性而言，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也是藏族文化的主体自觉性的根本表现，藏民族通过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缔造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不断进取来继承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一个民族若要不断延续和发展，就需要一种自强不息、英勇奋进的进取精神，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会被淹没在历史发展的激流中。没有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藏族文化就会停止不前，成为历史的过客。因此，藏族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奋进性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们是藏族文化主体的自觉性创造的具体表现。文化的开放性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成分，不断更新和充实自身文化的一种发展趋势。文化呈现开放性走势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主动的开放，也有被动的开放。有的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的是为达到与周边文化的持衡。有些研究者认为，藏文化的开放性是因藏文化与周边文化形成的“文化落差”所致。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藏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不完全就是自发自觉的开放。客观地说，藏族文化的开放性既是主观自觉的选择，也是客观环境和条件所致。这种开放既是自身的需要，也是由于周围文化环境的促使和影响。文化开放给藏民族带来了诸多新的不同的文化养份，促使了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但这也并没有完全改变藏文化的自主性，反而使固有的藏文化很好地吸收了这些文化的有用成分，将它们融入到藏民族固有的文化当中，使它们实现了本土化改造。另外，文化的开放性也反映了藏族固有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体现了藏族文化极大的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这才是藏族文化内在的思想精神；而开放性仅仅是这一思想精神的外在表现，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态势。 丹珠昂奔认为，宽容和和平、慈悲和博爱、自利和利他等思想，既是藏文化最基本的精神，也是藏民族重要的民族精神。藏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或生产生活中，以这些思想精神为指导，处理和协调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种种关系，成为藏民族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为广大藏族人民普遍尊崇和广泛认可。宽容、慈悲和利他三者，从细微的方面看，虽有不同的含义和指向，但三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它们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共同的行为结果，因此，有很大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此外，从广泛的意义看，人性主义精神既包含慈悲和博爱之心，也包括宽容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以藏传佛教的观点看，大慈大悲的菩提之心，既是慈悲之心，也是利众之心，宽容和和平更是其不可或缺的思想内容。因此，可以说，菩提之心，包括了宽容、慈悲、利他、平等的思想内容。从字面意义看，慈就是慈爱众生，给众生幸福快乐，悲是指同情和怜悯众生，不让众生受苦受难。因此，慈悲就是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愿和行为。慈悲之心虽是凡人所共有的，但大乘之菩提，即佛菩萨的慈悲之心，却非常广泛，它高于凡人及声闻和缘觉的慈悲心，是大慈大悲。 藏文化的出世精神应是超自然、超世俗地追求理想人格、理想世界的思想精神，它不满足于世俗名利和个人得失，是一种超然、豁达、欢乐的精神。出世和入世是人类面对社会生活的态度。过分地入世，使人们唯利是图，为名奔波；过分地出世，又使人不食人间烟火，脱离实际，逃避现实。藏传佛教以世俗和胜义二谛的理论阐释它们，以识和智来理解它们，以凡和佛界别它们，并由世俗入胜义，转识成智，以凡求佛。因此，藏文化中的出世主义绝不是虚无主义，而是一种理想主义，它所追求的是理想人格和理想世界。结合社会现实，在当今这种物欲横流、道德缺失的“浊世界”中，超然达观的出世主义思想，不妨也是整治人们扭曲心理的一剂良药，它可以塑造人们较为理想的人格，营造出一种个体身心和谐、社会人际和谐、周围天人和谐的良好的社会及自然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