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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严重的草畜矛盾之外，草地退化伴随而来的害虫和害鼠的大量繁殖，进一步降低了草地的载畜能力。每年草原的虫鼠害危害面积在20-26.67万公顷左右，严重危害面积16.67万公顷左右，牧草损失达到50％-80％。④ 近几十年来，各级政府对肃南县的草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三北防护林带的建设，该县每年平均增植林带近万亩。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草原围栏建设，从石墙到刺丝围栏，再到丝网围栏，截至2005年初，该县已拥有围栏草场约300万亩。⑤ 从2000年以来，该县先后实施了《天然草地严重退化区植被恢复项目》《天然草地退牧还草工程》《黑河流域以工代赈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等草地综合治理工程，实现禁牧面积580万亩，季节性休牧720万亩。大规模定居点建设、移民村建设则力图从根本上改变牧民与草原的紧张关系。从2004年开始，该县大力开展以休牧舍饲为主的牧区节水示范项目建设，推广畜棚畜圈建设，扩大休牧规模。虽然以上措施都不同程度地缓解和改善了部分生态环境，但仍旧存在林草植被退化、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补偿和投入机制滞后、林场生产生活困难、林牧矛盾突出、保护与利用难以兼容等问题，特别是由于待遇、工作环境等因素导致监管人员、监管次数等都存在问题，草原监管人员缺口甚大，致使禁牧区偷偷放牧的情况难以禁止，很难实现设定的科学放牧计划。 从2016年开始，大规模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开始实施，即甘肃肃南《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16-2020)》，力图从经济补偿的角度解决草畜矛盾、改善生态环境，但是从补偿金额来看，禁牧区人均不超过3万元，部分禁牧、草畜平衡的牧户人均不超过2万元。这些经济补偿并不能使得牧民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没有了牲畜，离开了放牧生活后，牧民未来将怎样生活也没有得到解决。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如果这个政策结束了，没有补偿金的牧民又该何去何从？这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迫使我们对当前的状况进行深度的反思： 首先，虽然大规模的围封放牧和政策上的多方面保障，对草场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但禁牧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单独围封禁牧虽可以恢复草场植被，但往往恢复的植被不只是牧草，还有牛羊不喜食和不能食的毒杂草。这些毒杂草在无人为干预和牛羊啃噬的情况下，竞争力强于牧草，从而成为围封地的优势种群，导致草地质量不升反降。 其次，虽然牧民得到了现金补偿，但是补偿款是定额的，难以满足牧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客观需要。同时，由于牧民长期习惯放牧，舍饲经验少，加之饲料价格不断攀升，都给牧区的牧业发展带来诸多问题。而且，牧区多为“40、50”人员，文化层次低、生产技能差，致使大部分牧民中存在着对现代产业不想干、不愿干和不会干的现实。虽然培训工作已经开展，但就笔者了解，尚未达到预期效果，这进一步导致他们在短时间内很难适应生产方式等方面的转变。 再次，禁牧是对千百年来的传统畜牧业的根本性变革。离开了传统游牧生活的游牧民族，失去了其民族性依存的土壤，其生活习惯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发生着根本性转变：酥油茶和炒面曾是他们的一日三餐，一家或几家人一起唱歌跳舞的活动方式曾经是他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和情感沟通模式。而现如今，川菜、火锅和咖啡的尝试，使他们的饮食观念和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汽车、电脑、空调、DVD、数码相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应用，改变着裕固族牧民的生活空间。对裕固族的牧民来说，他们慢慢融合到城市现代化的生活节奏里了，但没有其他生存技术的牧民，如何能在当今现代化的浪潮中找到自身的容身之处呢？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在当前核心生态治理思路——“减人减畜”——支持下，新的人口转移计划仍在继续推进，定居点的建设改变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地点，但并未能实现人们生活的便捷。大量的空房子，寂寥的村落，不仅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草原的退化，反而造成了财产的浪费。草原不断退化被归结为牧民的“贪婪”，难道这都是牧民“超载放牧”而造成的吗？牧民必须要为此而买单吗？这里的日渐退化的生态“环境”是谁的环境呢？是牧民的还是所有民众的呢？问题的关键是，表面的生态危机实际上是来自深层次的道德危机，来势凶猛的现代性迫使他们猝不及防地放弃了对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道德的坚守，不自觉地成了进入全球化市场体系的牺牲者。 通过政策反思我们会发现，所有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在于将牧民与其生存直接息息相关的草原相分离，把改变生态环境的重任交给政府、国家，牧民被视为“罪魁祸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自古而今牧民与草原就是矛盾的关系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