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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道德人类学研究路径影响最大的是道德人类学家迈克尔·兰贝克。他分析了当下道德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之后，指出当代道德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中很明显表现出了“在任何情况下，研究者从康德理性和伦理命题的客观化出发，尝试回到亚里士多德所定位的实践中的伦理和行为，并尝试回避康德的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对立。”(12)现代道德人类学也受到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美德伦理学家的影响，从康德的道义论转向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在麦金泰尔看来，“德性是一种习得而来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和践行倾向于使我们获得内在于实践的善，而对它的缺乏则会严重地妨碍我们对任何这样的善的获得。”(13)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就是人获得德性的过程；德性的获得是和人在社会中的参与分不开的，因此对于人的道德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的德性的研究入手，而对德性的分析是和人们的日常实践息息相关的。“理解道德需要解释具体德性，而解释具体德性又需要‘深描’道德生活。”(14)因此，对于某个群体而言，对于道德生活的描述就是回到其文化生活之中，找寻支持人们道德实践和道德判断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道德人类学应当把“伦理学作为一个涵盖词来认识人类行为和意图的复杂性和可能的不一致性，我们认为这一复杂性在许多社会理论中被忽视，导致各种各样的还原和模仿。”(15)因此，当我们尝试用道德人类学的视角去思考裕固族的牧民和草原的关系时，便是从根源上认识人们行为和意图的复杂性，从塑造裕固族民众的德性环境来寻找其内生的生态哲学。 裕固族作为一个自古以来的游牧民族，其民族故事、民族歌曲、民族仪式及民族宗教中都蕴含着大量关于牧民与草原共生共存的道德智慧。挖掘这些道德智慧，将道德责任归位，重新唤醒人们对于草原民族文化的认知，应该是解决草畜矛盾的根本。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弘扬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之上，对于草原而言，游牧民族的道德认知将决定着牧民与草原能否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弘扬民族道德的方式应该是从叙事中成就其道德责任，塑造道德特性。“自我的身份是叙事地给予的”(16)。对民族的认知来自叙事，也就是说来自对自身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往往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在故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是谁？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人的传记的故事才能知道。”(17)“很久很久以前，在极为遥远的北方，尧熬尔有一片美丽的草原，那里有一条大河，一座高山和一个巨大的湖泊，在大河、高山和湖泊之间，有一片美丽的白桦林，有一天，从天而降的彩虹缠绕着一棵最美丽的白桦，许多日子过去了，这棵美丽的白桦树身渐渐粗壮，像妊娠的女子。九个月后树身开裂，从里面走出九个婴儿，这九个婴儿在白桦林中吮吸着白桦树汁渐渐长大了，于是就住在桦树皮制的茅屋里，在荒原上捕猎野兽为生，饿了吃兽肉，渴了喝白桦汁，故尧熬尔素称白桦树汁为‘生命之汁’和‘树奶子’。九个兄弟剽悍勇敢，智慧超人，最小的兄弟最为出众，后来，这九个兄弟都做了尧熬尔诺彦(首领)。最小的兄弟当上了尧熬尔可汗，人们尊称他为‘博格达汗’。”(18)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裕固族从遥远的西至哈至迁徙至此，逐水草而居。从故事中我们看到，裕固族是从自然中来的民族，理所当然要成为大自然的保护者，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之源。 传说“在寺大隆河西面名为擦甘·答巴干(白峰)的地方有棵非常高的‘陶孙·哈尔盖’(紫杉)。在寺大隆河东面的桦木沟鄂博山里有个叫‘锡克·淖尔’(大湖)的湖泊。虽然擦甘·答巴干和锡克·淖尔有千公里远，但是在锡克·淖尔里能照出陶孙·哈尔盖的倒影。当时，裕固人的生活很幸福。人们生活很富裕，甚至富裕到当时裕固族姑娘把如今被认为是贵重物品的黄油包成球形，互相像扔雪球一样玩耍。然而，不知是什么时候，有个‘坏家伙’砍倒了陶孙·哈尔盖。因此，锡克·淖尔的水开始渗漏，最后崩溃。据说在此之前有个堪布喇嘛预言说，如果锡克·淖尔崩溃，裕固人将会没落。其后，如他预言，裕固分裂，离散各地，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19)正如当地人所言，我们是不会对比我们寿命更长的树木动手的。无论是传说还是禁忌，对于草原的保护已经成为裕固人共同的认知。 又如在《杨安续录》中，主人公要求白公主嫁给他为妻子，他躺在白公主的面前说：如果不嫁，你就从我身上跨过去，白公主立即止步，遵从裕固族的规矩不能从任何一个小树上跨过，何况一个人呢，因此白公主做了杨安续录的妻子。后来，杨安续录被妖魔施法离开了妻子，也是因为乌鸦的提醒和山里的五种花草让他找到了回家的路，并打败了妖魔，成为民族英雄。 裕固族也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其民歌《赞歌》中，我们读到：“没有淙淙的山间小溪，怎能有滔滔的江河万里。没有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松柏怎能长青四季。”《裕固人迎来美好的春天》中有这样的诗句：“雪白的天鹅离不开清泉，金色的马驹儿离不开草滩。”(20)这些都体现了裕固族人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