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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结 西夏的租役草，租为地租，京畿地区七个郡县视土地优劣分五等纳租，每亩田地上等纳租一斗、次等八升、中等六升、下等五升、末等三升，黑水城地区每亩交纳1.25升，夏田始于七月初一，秋田自九月初一，至十月末交纳完毕。役是夫役，土地亩数决定出工的天数，从五天至四十日不等，总计不得超过四十日，如急需条椽，可以减役夫转而纳椽。草为税草，征收的范围包括冬草、条椽、麦草、粟草等，其税额为每亩交纳蒲苇、柳条、梦萝等0.07束，麦草0.05束，粟草0.2束，其余种种每亩1束。唐代前期的租庸调，正租是租税，计丁纳粟，规定课户每丁纳租二石。庸为役的折纳，丁男不服现役时，必须交纳丝麻织品作为代偿，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折绢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十五天免调，三十天则租调俱免，正役和加役不得超过五十天。调是征收丝麻织物的正式税目，随乡土所产交绫(或绢等)二丈，如纳布为二丈五尺，输绫、绢者纳棉三两，输布者纳麻三斤。 租役草和租庸调相比既有相似点，但更多的是差异。首先，租役草是在均田制破坏后，实行两税法大环境下的赋役制度，计亩纳租，据地而征。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核心，依人丁数量征税。西夏的租按土地亩数征收，唐代的租计丁征收；西夏的役由土地数决定夫役的天数，唐代的庸以丁为征收对象，故谓丁庸；西夏的税草履亩计算，唐代的调按户交纳，有课之户为课户，征调的基础还是丁。其次，庸与役折射出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庸是役的折纳，唐朝的庸政策比较宽松，若不愿承担规定的任务，可以用丝织品代偿，输庸代役是唐朝奉行轻徭薄赋的产物，这是基于人口数量多，生产发达，产品丰富的前提下，相比之下，西夏的人口稀少，生产不发达，产品少，所以西夏直接服役。唯有《渠水门》中的“减役夫纳椽”在结果上与输庸代役相似，都是交纳物品代替夫役，但是其根本却相差甚远，“减役夫纳椽”仍然是西夏产品缺乏的一种体现。最后，草和调，二者都是因需而征、因产而征。作为国家的赋税制度，早在唐前期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对税草的记载，西夏的草是战争补给、畜养牲畜、保护渠道的重要来源，另外，西夏畜牧发达，有大量的官私草场，所以草不仅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而且很易于征收。唐朝文献规定“调随乡土所出”，其丝织业发展水平很高，无论是出口国外，还是国内贸易、百姓日常生活，丝织品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同时唐朝时绢麻等作物的种植地区分布广泛，所以，唐朝的调因产而征，在不同产区征收不同的织品。 唐后期实行两税法，改变了丁身为本的征税基础，取而代之的是以资产为宗，这里的资产包括土地及其他的动产，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以土地为准，这种转变，由唐至宋逐渐成熟。在归义军时期的文献中，地租、税草、夫役已经以土地为依据征税。《唐光化三年(900年)前后神沙乡令狐贤威状(稿)》中因土地被大河浸灌，免去地税，就包括了地租、布、草、役夫等。在这种大的社会发展趋势下，西夏顺应潮流，地租、夫役、税草的征收完全以土地为依据，这也是租役草的实质，4067号文书中“一户梁吉祥有册上有十亩地，税一斗二升半。杂一斗，麦二升半，佣五日，草十捆”(67)。同时，在征税的过程中，以户为单位。迁溜为更大的基层管理组织，赋税文书中常有一迁溜多少户收税多少的记载，如8372号文书“迁溜吾移?宝共五十四户税三十六石六斗三升七合半”(68)。对应到国家法典中，租役草的征收基础是税户，为土地的实际持有者，租地人向所有者仅交纳租价，而不再负责地租、税草、夫役。随着社会的发展，税户家主就近结合成类似于唐代乡里制、宋代保甲制的农迁溜，每十户遣一小甲，五小甲遣一小监，二小监遣一农迁溜，负责辖区土地变更的督察、赋税的征收。登记有土地顷亩数的地册三年一更新，农迁溜、小监、小甲要做好基层土地的普查工作，及时将死亡、外逃、地头无人、土地买卖等情况记录，以此作为征收土地税的依据。西夏的赋役除了租役草，还有人口税、盐税、酒税、买卖税、差役、兵役等，租役草是农户所要承担的最基本的税种之一，在西夏赋役中占有重要地位，文中对租役草的考述希望会对西夏社会经济的研究有所补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