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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朱庇特”导弹撤离对美土关系的影响 撤离“朱庇特”导弹对美土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主要由两方面因素递进形成，一是对“导弹交易”的猜疑，二是土耳其参与“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前者引发了土耳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怀疑，后者加深了“导弹交易”造成的美土之间的信任危机。“导弹交易”使土耳其领导人认识到，美国对土耳其的安全承诺仅限于与自身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一旦两者相抵触，华盛顿可能会违背诺言。(73)土耳其民众也认为，美国对待他们就像自己的附庸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将土耳其的利益拿来同敌人做交换。不过，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土耳其政府对核武器的“双刃剑”效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认识到部署核导弹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还可能将自己卷入一场超级大国主导的核战争中。(74)因而，对撤走“朱庇特”导弹的建议不再抵触。事态发展的结果，取决于“朱庇特”导弹之于土耳其的安全、政治和心理价值是否得到弥补，能否让土耳其感到美国和北约的安全保证依然有效。从土耳其开出的谈判条件不难看出，他们对替代武器主要有三个要求：1.隶属于北约；2.具有同样的威慑能力；3.“充分参与”到该武器系统的操控当中。“北极星”潜艇基本上符合前两点，如果华盛顿能满足土耳其最为看重的、关于潜艇的操控权方面的诉求，那么或许能够消弭土耳其因为“导弹交易”而引发的对美国的失望与不满。但是，美国基于北约整体战略的考虑，决定了他们无法满足土耳其人的要求，遑论“多边核力量”计划的最终结局是胎死腹中。美国的许诺口惠而实不至，导致土耳其人因“导弹交易”而产生的不满与未能参与“多边核力量”的失望情绪相互交织，加剧了土耳其的不安全感和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美土同盟出现松动，两国关系虽并未因此而立即破裂，但矛盾不断涌现。 “朱庇特”导弹事件使土耳其认识到，一味追随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并不完全符合国家利益，土耳其政府随后调整了外交政策。正如中东问题专家库尼霍姆(Bruce R.Kuniholm)教授所言：“土耳其对美国承诺的怀疑，始于古巴导弹危机……尽管这并没有立即对美土同盟关系造成灾难性影响，却促使土耳其转向以更加独立、多元的视角来审视涉及本国的问题。”(75)在民主氛围日渐浓厚的背景下，土耳其国内对美国的批评声音逐渐增多。来自舆论及民众的压力，也迫使土耳其政府在涉及本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朱庇特”导弹的撤离成为美土关系发展中的分水岭。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土两国已经很难像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那样遵循团结一致的原则。在塞浦路斯等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感情的问题上，土耳其都坚持立场，不做无原则的让步。土耳其态度的转变，致使美土之间围绕若干问题的矛盾激化。1964年土耳其干预塞浦路斯的举措，遭到了约翰逊总统的严厉批评。1974年土耳其对塞岛的入侵更是招致了美国的军事禁运，两国关系跌入谷底。虽然美土关系的恶化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是美国在撤离“朱庇特”导弹事件中的作为，在土耳其人心中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成为推倒美土同盟关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冷战时期，美、土两国因共同的战略利益结成了同盟，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美国向土耳其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军事援助，土耳其则追随美国的冷战战略，在西方的防卫体系中发挥美国所要求的作用。然而，美土同盟是非对称性的同盟关系，两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实力相差悬殊，彼此间对具体问题的认知，以及在某些领域中的利益诉求分歧明显。美土围绕“朱庇特”导弹撤离引发的纠纷，根源便在于此。作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超级大国和全球性盟国体系中的领导者，美国需要统筹考虑全球战略和盟国的利益诉求，但是两者往往难以兼顾。在审视“朱庇特”导弹去留问题时，美国既要从全局角度考虑撤走导弹换来的政治军事回报，又要顾及此举对盟国土耳其带来的影响，但前者无疑处于优先地位。鉴于土耳其拥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华盛顿不希望美土同盟关系因“朱庇特”导弹的撤离而受到破坏。所以，美方在决策过程中也尊重了土耳其的意愿和诉求，避免将此事与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相关联，并许诺让土耳其加入同样体现核分享精神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不过，在随后关于土耳其参加“多边核力量”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仍然从整体角度加以考量，并未满足土耳其的要求。总之，美国在制定撤离“朱庇特”导弹的决策过程中，关于土耳其利益的考虑从未超出其全球或地区整体战略的框架。 对于土耳其而言，更多的是从本国政治和安全的角度审视“朱庇特”导弹的去留问题。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希望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和认同，加之面临强邻苏联的威胁，所以在冷战初期，与西方国家密切合作成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逻辑，土耳其的国家安全也被置于由美国领导的北约的庇护之下。在此背景下引入的“朱庇特”导弹，被赋予了军事、政治和心理等多重意义。如要将其撤走，势必会引发连锁效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政府一直强调美国和北约战略完全符合土耳其国家利益。1961年新宪法颁布之前的舆论一致原则，使土耳其精英阶层形成了一种固有观念，即美国是土耳其最可靠的盟友，自己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美国和北约提供保障。在这种氛围下，他们担忧撤走“朱庇特”导弹会引发土耳其与美国和北约间关系的变化，它们能否提供土耳其所需的安全保障也就令人怀疑。而美国基于全球战略采取的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对策，以及对“多边核力量”的安排，并不能被土耳其人所理解。土耳其依赖美国和北约维护安全的定式思维，还有来自军方与舆论的压力，使得他们提出的补偿条件超出了美国所能够给予的上限。透过美、土两国在撤离“朱庇特”导弹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看到，美国试图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与维系美土同盟关系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土耳其则希望他们在北约中的地位和盟国的安全承诺不会因导弹被拆除而削弱。但最终，由于美、土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审视问题的视角迥异，两国的利益诉求无法契合。 通过对土耳其“朱庇特”导弹部署和撤离全部过程的审视，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土耳其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诉求是否因接受“朱庇特”导弹而得到满足，又是否因“朱庇特”导弹的撤离而失去?土耳其将“朱庇特”导弹视为盟国用核武器保卫土耳其的象征，代表着美土同盟关系的牢不可破。但是对美国而言，美土同盟关系须服从于美国的全球和局部战略需要，同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朱庇特”导弹是土耳其追随西方遏制苏联的符号，它的存在加剧了苏联对土耳其的敌视，还险些将土耳其拖入核战争中。而“朱庇特”导弹的撤离，为苏土关系的正常化扫除了一大障碍。随着苏土关系的改善，土耳其面临的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压力反而得到缓解。鉴于土耳其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同超级大国结成同盟，在本国部署可能打破地区战略平衡的武器系统，并不意味着该国安全环境的改观，甚至可能导致该地区地缘局势复杂化，使当事国陷入新的安全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