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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州三道”溯源 《吕氏春秋·有始》曰：“何谓九塞？大汾、冥阸、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注曰：“《淮南》注云，令疵在辽西，则即是令支，乃齐桓所刜者。”(25)至少在战国、秦代人眼中，当时天下有9条著名塞防，其一即“令疵”。从汉人“令疵在辽西，则即是令支”注文看，令疵塞应在辽西令支一带。《图集》将战国“令疵塞”与“令支”城邑标于一处，即位于今迁安市以西滦河西岸，(26)或可商榷。《路史》有言：“成汤之初，析之离支，是为孤竹。”注曰：“离支，即零支，元年三月丙寅封。”(27)“离支”“零支”应即“令支”。若《路史》此言属实，则以今滦河东岸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孤竹国，(28)原是从“离支”族(国)境域内“析”出。也就是说，至少今滦河下游东西两岸广阔之地，在商初及以前都属“离支”族(国)活动范围。(29)令疵塞或可理解为建于“离支”族起初活动地域内的塞防设施，具有保护滦河下游冲积平原的重要功能。(30) 《盐铁论·险固》言及战国各国交通、军事地理，有“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31)。汉末，曹操亲征“三郡乌丸”，右北平豪杰田畴“引军出卢龙塞”。(32)不排除燕国所“塞”之“碣石”、所“绝”之“邪谷”，曹军所“出”之“卢龙塞”，与先秦“令疵塞”存在历史承续关系的可能。既提“卢龙塞”，便当提“平州三道”。《辽史》追述北朝时契丹部族史事，曰：“北齐文宣帝自平州三道来侵，虏男女十余万口，分置诸州。”(33)“平州”是东北亚走廊域内晋时行政设置，北朝沿用，州治肥如。(34)北齐军所出“平州三道”当是连通今燕山南北的交通线路。实际上，文献中有关“平州三道”的记载可溯至东晋。永和六年(350)，前燕慕容皝分兵三路攻伐后赵，史载：“东道出徒河；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卢龙塞以伐赵。”(35)前燕军所出之东道、西道、中道，很可能便是200余年后北齐军所出的平州三道。“儁自中道出卢龙塞”尤值得注意，说明“卢龙塞”与“平州三道”间关系密切。 “卢龙塞”与燕山南北汉代交通史紧密相关。曹操亲征乌桓，田畴“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据考证，曹军当由今喜峰口一带逆濡水(今滦河)干流北行“出卢龙塞”，继而取道滦河支流瀑河入乌侯秦水(今老哈河)谷道，最终前往位于白狼水—渝水(今大凌河)谷道上的“柳城”。“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很可能主要指今瀑河、老哈河谷道地段。(36) 不过，由汉“卢龙塞”进出燕山南北之路不止上述一条，“卢龙塞”也不止是修筑于今喜峰口一带的防御设施。(37)李文信先生认为：“今河北省青龙县青龙河口，古称卢龙塞。”(38)严耕望先生则说：“滦河入潘家口长城塞之东百里以上，宜此一段山脉皆有卢龙塞之名也。”(39)或许，汉“卢龙塞”和先秦“令疵塞”相类，是修筑在较广阔的地域内的军事设施。很可能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王绵厚先生提出“卢龙塞陆路三道”概念，认为“两晋南北朝时由中原古‘幽州’经卢龙塞‘平州’进入北方草原和辽西诸郡，确有以‘卢龙塞道’为中心的以下陆路三道”。《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所附“魏晋中原出塞之陆路三道”图显示，“卢龙东道—徒河道”即汉“并/傍海道”，“卢龙中道—平刚道”循玄水(今青龙河)谷道进入白狼水—渝水(今大凌河)谷道、继而前往柳城等地，“卢龙西道—蠮螉塞道”即前述曹操征伐乌桓所行之道。(40)连接燕山南北的3条古交通干道具体名称或可进一步讨论，需特别强调的是，3条干道的开辟年代既不在两汉，更不会晚至魏晋，而是至少在“秦开却胡”、燕置五郡的战国中后期。(41) 至此，再把主题转回春秋时燕国在燕山以南安置的异族“徕民”和“肥如”等“徕民”城邑。对东北亚走廊社会历史进程而言，在齐桓公“北伐山戎”后，燕国只是取得对燕山以南原令支、孤竹等山戎“与国”地域的控制权，而在山北广阔空间内，主导者应是未遭重创的东胡、貉(貊)等族。“山戎走”虽暂时缓解了燕国承受的来自北方异族的压力，但随着日后东胡、貉(貊)民族势力兴起，这种压力又变得沉重，秦开“为质于胡”便是证明。 安置异族“徕民”于燕山以南，或是春秋时燕国巩固对新占领区统治的步骤之一，相比之下，修筑坚固的塞防设施以抵御北方民族、特别是游牧族骑兵的南下“寇掠”，不失为更明智之举。从先秦至汉代城市地理方面看，肥如、絫、徐无、无终等均位于燕山主脉以南；从先秦北方民族考古学方面看，迄今发现的有关东胡、貉(貊)等族的文化遗迹皆地处燕山主脉以北。综合判断，今燕山主脉当为燕国修筑塞防的最佳地域。《吕氏春秋》所言天下“九塞”之“令疵”，主要保护山南滦河冲积平原，始筑于燕国“徕民”的春秋之时，也未可知。“徕民”城邑的具体设置地点同样耐人寻味。据《图集》标示，汉肥如县治位于玄水、卢水交汇处以北的今迁安市万军山一带，此处乃濡水重要支流玄水流出燕山主脉后的山前开阔地带，扼守往来燕山南北的重要交通孔道——桃林口(或即《水经·濡水注》所谓“青陉”)，循玄水谷道北上，可进入白狼水—渝水谷道，继而可往辽西柳城(治今朝阳市南袁台子)、辽东乃至塞外。此道应是王绵厚先生所谓“卢龙中道”，即前燕慕容儁所部攻伐后赵进兵之道。汉和帝永元九年(97)八月，“鲜卑寇肥如”(42)，当循此道南下。晋时肥如为平州治所，很可能表明此道交通战略地位的上升。 汉絫县，《图集》标其治所于今昌黎县以南的泥井街，但其可能位于今石河下游山海关区古城村。这里坐落有被称为“古城城址”的大型汉城址，其“又名五花城遗址。据史载，因有五座城池连环而建，故名五花城。现仅存两座城址，北面的一座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00米、东西宽175米。城垣夯土筑成，残宽5、残高1-6米。南面的一座保存较差，城垣遗迹基本不存，面积不详。城内采集遗物有泥质灰陶绳纹板瓦、筒瓦和素面罐、瓮等残片”(43)。该城址交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位于燕山主脉最东端的角山支脉与辽东湾岸线间狭长的滨海平原，东北约16公里即著名的绥中石碑地、姜女石遗址。(44)在隋唐以降渝关、山海关塞防体系出现前，“古城城址”当为“并/傍海道”之枢要，理应具备一定行政级别，汉絫县治所或设于此。(45)此道即王绵厚先生所谓“卢龙东道”，亦即前燕攻伐后赵时“出徒河”之“东道”、北齐进击契丹时潘相乐“趣青山”之“东道”，因筑于地势平衍的滨海走廊而具有极高的通行效率。秦汉时，始皇、二世、汉武帝皆曾巡至“碣石”，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亦由此路进军，可谓中原政权经略、掌控东北亚走廊的高速路。(46)东汉以降，“并海道”沿途生态环境虽有恶化，但地表积水导致的交通不畅并非常态，此道成为季节性道路，每年的通行时间大致为11月上旬到3月下旬以及5月和6月。(47)曹操征乌桓，“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向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48)表明曹操初定由“傍海道”进军。 汉徐无县，《图集》定其治所于今遵化市以东还乡河(《水经·鲍丘水注》之“庚水”)北岸。《东北历史地理》推论“徐无县故城应在今河北省遵化县东南还乡河北岸的娘娘宫一带”(49)。曹操征乌桓，“令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觉”(50)。从田畴“上徐无山，出卢龙”的“引军”路线看，今滦河穿切燕山主脉形成的交通孔道——喜峰口，(51)其南偏西之地在汉代当属徐无县辖境，即徐无控扼当时燕山南北交通的另一重要路径。(52)王绵厚先生所谓“卢龙西道”、前燕攻伐后赵时慕舆于所出之“西道”、高洋亲征契丹“趣长堑”之“西道”应即此道。 无终县，《图集》标其治所于今蓟县城区东北不远。《东北历史地理》认为县治“应置于今淋河下游西岸的于桥水库稍北的蓟县东北”(53)。无终，虽不似肥如、絫、徐无那般控扼燕山南北交通要路，却也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秦代曾为右北平郡治，楚汉之时，项羽徙封故燕王韩广王辽东，广“都无终”(54)。东汉末，曹操进击乌桓，“夏五月，至无终”，田畴“随军次无终”，且“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无终成为此次战役中汉军的前方大本营。 就燕山以南春秋时“徕民”城邑最初布局而言，肥如、絫、徐无相对靠近可能建有(“令疵”)塞防的燕山主脉，均扼守重要的山前隘口，是燕国与山北民族交往的前沿，北朝“平州三道”之滥觞至少可追溯于此；无终距燕山主脉稍远，偏西的地理位置使之更接近燕国中心区，成为其与新占领区联系的交通枢纽和新占领区内的中心城邑，为肥如、絫、徐无等“边邑”提供政治保障与物质支持。 需特别指出的是，春秋是华夏族群认同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白狄、徐夷等族群往往被中原国家视为异类而加以剪逐，这是造成其民族大迁徙的重要原因。燕国之所以能为其提供栖身之地，概出于“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的重压。这些异族“徕民”的综合素养虽难及华夏之民，却拥有相对原始社会形态下人类种群的尚武特性。(55)燕国将其安置在连接燕山南北的诸交通冲要之地，守卫与山北诸族交往的前沿地带，可谓“人尽其用”。战国秦汉时，中原政权疆域虽扩至燕山以北，然“北边”民族形势依然严峻，以匈奴、乌桓、鲜卑为代表的游牧族不时南下“寇掠”，东北亚走廊社会深遭其殃。此背景下，边民的尚武特质愈加重要，而春秋时异族“徕民”的尚武精神应会在其后裔中传承。如，新莽改易地名，絫县“莽曰选武”(56)。选武，或可理解为“遴选武人之地”，即武人辈出之地。东北亚走廊社会汉代民风，史籍中概括以“雕捍”，或在一定程度上受春秋时异族“徕民”遗俗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