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高居中国诗歌发生的源头，研究诗歌传统不能不从它开始。《诗经》之诗多与周代历史有关，特别是“二雅”中的许多篇章，堪称中国式史诗。由于前人研究成果颇丰，故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叙事视角，就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概括其叙事特征，分剖其叙事类型，或能有助于对中国诗歌“抒”“叙”两大传统的理解。 一、所谓《诗经》史诗 根据中国的情况看，所谓史诗，就是与历史有关且题旨较为重大的诗篇。若要再作一点说明的话，就题材言，所谓“历史”，是指比较重大的事件或涉及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就主题言，就是“题旨重大”，即诗篇具有较强较重要的思想性意义，往往与深刻反映民族的根性有关，或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长期传承有关；就体裁言，所谓“诗篇”，就是比较宏大漫长的篇章（文本长短没有绝对标准），当其产生之初，是诗歌乐舞以及一定的仪式和表演的交融结合。至于这诗篇是否一定要讲述某种故事，故事需包含多少情节，场面又要宏阔到什么程度，是否具有某种戏剧性等等，那是次要的。按此思路来看，《诗经》作品中确实是不乏“史诗－诗史”的。 《诗经》的现代研究者大多认为，《大雅·文王之什》中的《文王》《大明》《緜》《皇矣》、《大雅·生民之什》中的《生民》《公刘》六篇可称史诗。因为，它们篇幅较长，内容涉及周的始祖，周的建立、迁徙和发达史，涉及早期几代周王，特别是为周一统中原奠基的文王和举兵灭商的武王。说它们是周的诗史，理由是充分的。 西北大学已故的刘持生（1914—1984）教授，我早年曾忝为同事，有幸听其讲诗。后读其遗著《先秦两汉文学史稿》，深感他对《诗经》史诗的论述格外清楚，超乎常人，而却较少为人注意，故特稍加抄录标举。 他在该书《三百篇的现实内容》一节按时依体分析《诗经》内容，指出：“‘周颂’中有好几篇籍田社稷所用的诗，如《臣工》《噫嘻》《丰年》《载殳》《良耜》等，这些诗，都是说周人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又说：“‘二雅’是整个西周王朝从开国鼎盛一直到衰乱灭亡全部过程的纪事诗。其中有记述英雄事迹的史诗，有装饰贵族生活的礼仪诗，有反抗政治黑暗的讽刺诗。这里虽有初盛和衰微的区别，有军国大事与生活细节的不同，实际上是周人历史各个不同阶段真相的反映，都可以叫做史诗。其中第一部分最显出史诗的特色，一般人把这一部分叫做史诗。” 刘教授先依一般人之见开列记述英雄事迹的史诗的篇目，并作出说明：
在具体分析了上述诸篇后，他指出：“史诗是氏族制度解体时的产物，是氏族战争中英雄人物的传记，是氏族建国过程的实录。” 刘教授还论列“二雅”中的礼仪诗和讽刺谴责之作，特别是后者，如《民劳》《瞻卬》《召旻》以及《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我行其野》《何草不黄》等篇，指出它们反映了周政的朽坏腐败，民众的苦不聊生，与历史的实际情况关系密切。这样的讽刺诗、悲剧诗，同样堪称史诗。有了它们，诗的周史才比较完整。他最后小结道：“综上所述，我们便知道周人从开国到乱亡的整个过程，差不多都在‘二雅’记述之内。西周乱亡，雅诗便告终结，接着便产生了系统的历史——《春秋》。” 显然，刘持生教授的《诗经》史诗观是从作品中上古史实际出发的，既比照了世界史诗的情况，又明确站在中国文学的本位，而且他的史诗观是开放的、宏大的，因而他所举出的史诗篇目也比一般研究者为多。 沿着刘教授的思路，我觉得，若以“二雅”中上述诸单篇史诗为主干，而辅之以《诗经》中的其他相关作品，就能够构成一个史诗系列，一张史诗的网络。他上举的十六篇史诗，前十三篇出自《大雅》，后三篇出自《小雅》。其出自《大雅》的前八篇，并未按今存《诗经》的目录顺序，而基本是按诗中主人公的时代先后排列，从周的始祖后稷直到文王、武王；后八篇在时代上晚于前八篇，大体上到了宣王中兴之时，内容则主要是命方叔、召伯诸臣征讨经营之事，当然仍是东周之前的重要史事。以这十六篇为基干，西周史诗的主体就成立了。但《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章可以用来丰富这个系列。比如，想进一步了解周人农耕生产状况，有《小雅》中的《莆田》《大田》等篇，《七月》虽属《豳风》，亦不妨加入；想知畜牧发达的盛况，则可看《小雅·无羊》；想知道周人田猎的景观，《小雅·车攻》表现得很充分，《郑风·大叔于田》也可为一助；想了解周人的房舍建筑和室家之欢，可看《小雅·斯干》；想了解周人的祭祀礼仪，可看《小雅》的《楚茨》《信南山》等。又如，一个国家，一个王朝，不可能不经历战争，史诗也不能不写到战争，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除刘教授已指出的《大雅》的《江汉》《常武》和《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篇，还可考虑将写战争之苦的《小雅》的《四月》《北山》加入。而对西周日渐窳败的政治和昏君佞臣小人的揭露批判，除了《大雅》的《瞻卬》《召旻》《板》《荡》外，《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何人斯》《巷伯》也都很有分量和力度。一般来说，《风》诗的产生晚于《雅》《颂》，但《风》诗中的许多作品，像《王风·黍离》、《魏风》的《伐檀》《硕鼠》、《秦风·黄鸟》《陈风·株林》之类，也不妨作为《诗经》史诗大树的枝叶。它们多方面的描写咏叹，对历史中不同阶层生活具体而细微的写照，也就更多地触及周史，反映了民族生活和心理倾向，不妨成为主干史诗（或所谓史诗网络）的补充或附从。换句话说，若把《诗经》中那些与一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关涉的作品综合起来看，其实就能构成一部主干清晰、枝叶繁茂、内容相当丰富宏伟的上古大史诗。人们以前总为中国古代没有《伊利亚特》《奥德赛》类的史诗而感到缺憾，其实，《诗经》史诗就是中国式的史诗，只是与希腊史诗形式和风格有所不同罢了。除了史诗，《诗经》中还有很多反映两周时代各地民情风俗和民众心理的诗歌——这里姑且称之为生活诗吧。而其实，先民的日常生活虽不像灭商建国、军事征讨之类事情那么宏大重要，今日看来却也不失为一种历史呢。许多生活诗历时久远，也极有可能被发现具有了史诗之某些性质和价值。 《诗经》中有史诗，这首先是从现存《诗经》的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有古人的论述作支撑。最直接的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约前372—前289）这里所说的《诗》，是古代所谓圣王派遣人员从民间搜求来借以了解民情的歌诗，是《礼记·王制》所谓“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公羊传》何休注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作品。其数量应该比“诗三百”多得多。《诗经》的许多作品就是从这大量的民间歌诗中经淘选后留存下来的。孟子的说法强调了“诗”与“王者之迹”的关系，也强调了“诗”与“史”的关系。虽然在王者之迹未熄、诗尚未亡之时，列国多已设置史官，有了记史的行为，但那时的“诗”仍然是“史”的重要一翼，尤其是“诗”中表现的美刺讽谏倾向对“史”、对后世成熟起来的“春秋笔法”影响很大。所谓“迹熄诗亡而后《春秋》作”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指陈了“诗”在“史”系统发展起来之前，存在着一定的记史、补史作用的现象。当时，诗也好，史也好，主要都还靠口头语言流传存载，诗也就负担起史的部分职能。这些诗中既有“齐桓、晋文之事”，也含有孔子所理解（窃取）的“史义”，诗中有史、诗史－史诗的根源应该是在这里。后来圣王派人采诗之风消歇，以文字为载体的史述渐趋成熟，成为历史记载的主体，诗的政治负担减轻，“诗中有史”的硬性要求不再存在，诗与史开始分途发展，但诗与史的深刻因缘却再也不能割断，史诗与诗史，便成为中国诗学和史学缠绕交叉的永恒命题。 从文学角度论《诗经》史诗，人们首先看到的自然是它们的叙事性，叙事是它们最根本最显著的特征。这也就是研究诗歌叙事传统首先会想到《诗经》史诗的原因。上举那些诗篇的叙事性是无可否认的。问题是，叙事有种种叙法，它们的叙事又是怎样的？有些什么特点？与史著的叙事有何异同？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又有何关系？对后世有何影响？问题多多，需要层层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