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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经》史诗叙事与史述的关系 如果诗不符史（特别在大关节上），就不能称为史诗；但如果诗的语言与史述雷同而没有特色，史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既合于史（史实、史述）又有诗的意味，是一种既具有诗性的史述又具有史性的诗歌，这可以说是史诗叙事的根本特色。 在《诗经》中，《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这六首史诗，其所写应是既符合史实，又用了与史述不同的、诗的表现方法。《生民》以周的始祖后稷为主角，突出描述其神奇出生，歌颂他热爱稼穑的禀赋和品性，以及因此给周人带来的福祉。《公刘》中着重赞颂的公刘，据《史记·周本纪》，他是后稷的曾孙，继承后稷的事业，完成了由邰至豳的迁徙。公刘之后若干代，传到了古公亶父，《緜》所歌咏的就主要是他的事迹。《皇矣》着重写古公的少子季历。季历得以继位，与其父兄的扶持谦让有关，《皇矣》诗即“叙大王（古公）、大伯（季历长兄，为让弟继位而去吴，为吴太伯）、王季（即季历）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文王》《大明》则分写季历之子昌（周文王）、之孙发（周武王）的功业。文王奠基，武王灭商，周国臻于鼎盛。这六首诗的史诗性质最强，形成周人史诗的主干，而每一首又都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叙事特色，都可作思想艺术的仔细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只取史诗特征最为鲜明的《大雅·緜》作叙事分析。 《緜》开头以“緜緜瓜瓞”起兴后，只用两句（“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概括叙述周民早期生活状况，接着就让主角登场，描写周的先祖之一古公亶父（后追谥太王）率民迁徙和娶得姜女之事：
瓜瓞句的起兴，是诗歌的特殊表现法，史述里是不需要的。而诗歌从这种含比喻的兴法起笔，不但形象性强，能够引发联想，因而有了诗味，而且隐含了自公刘起，周人日益繁兴的历史。明人安世凤《诗批释》在此句旁批曰：“一句比起，下皆叙事。”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二句追述公刘时代的事。公刘曾率领族人沿着杜水和漆水，迁徙到豳地，初建了周国。仅用两句概叙一长段史事，是这首史诗的又一个特点，在其他几首史诗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概叙。古公亶父领导周人从豳到岐下的第二次大迁徙，以及在岐下的生产建设，就是《緜》诗的主要内容。不过对于迁徙一事，《緜》写得同样很简括；对于古公亶父在豳时期的生活，也只记述了一件事，那就是其时人们还住在土穴里，没有家室房舍。而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此的叙述则要详细得多，当然他也有特别的关注点：
比较一下诗述和史述，可以看到，它们内容基本一致，但各有侧重。诗歌是用来歌唱的，史诗不能没有叙述，但不能也不需要十分细致，尤其不必把古公迁徙的理由一一说明，人们参照史述，自能有所了解。关键还在于“诗陈郊庙，意主颂扬，播迁衰飒语不宜琐叙”，而且要把“避乱迁国，极不得意事，却写得雄爽风流。只‘来朝走马’一语，形容精神风采如见”，就必须考虑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诗经》作者在这些地方是十分用心的。 其实，古公迁徙的事，如果细说原因那是很复杂的，并不像《史记·周本纪》讲述得那么简单，更不会是古公出于爱惜百姓而宁可主动让国。但作为一个史家，司马迁的目的是要塑造古公亶父的仁者形象，并借此强调人民远比土地财物重要的政治观点，这才有意突出古公的一席话及其效果的——史述同样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只是诗与史的着眼点有所不同而已。司马迁刻意写出古公爱惜民众、避免打仗而宁愿迁徙的想法，对于这一点，诗歌则通过另外一种更丰满含蓄而形象生动的手法加以表现。《緜》在开头两章以后，以在史述中不可能有的大段描写，集中叙述了古公的作为和人民的感受。从“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到“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这六章三十六句，诗人唱出了丰富的内容。其大意有如下述：
诗歌描写周民由于生活改善，心情是愉快的。避战远徙可能曾遭耻笑，但建设的成功使种种议论消歇。从歌唱中清楚看出，周人所重视的，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家园建设，包括居舍仓廪和宫室宗庙的修造，三是国家制度的创设，四是乡土家园的安全和环境的和平安宁。这些反映了周民（传承下去成为我华夏民族）的民心民性和生活理想，直至今日还是基本如此。 古公亶父时期，是周的国力向上发展的重要阶段，《緜》诗表现了当日周民的高昂情绪。之后，古公的儿子季历，孙子昌（即周文王）更把国力推向高峰。《緜》的最后一章把叙述的接力棒直递到文王：
前两句叙述的是一桩史事，也是一个典故。据《毛诗故训传》，大意是虞、芮两国争地，相持不下，两国之君听说周王公正，便来找周王评理（所谓平质），结果到周国一看，这里的人从下到上无不礼让，绝无争端，二君深感惭愧，便自动和解了。《史记·周本纪》对此也有记载，细节上有不同，结尾也不同。《毛传》说的是“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周本纪》的记述是：“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话虽有异，实际指向是相同的。由此可见，这时周虽还是殷商的属国，但其德义超凡，气象和潜质已预示它必将受天命而一统天下。所以，《緜》这首诗是以既委婉又自豪的四个“予曰”开头的排句收束的。 这里的“予”，是创作和歌唱这首诗的诗人。他是周族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周文王的代言人。经过前面的叙述描写，诗到这里，他的满腔激情喷涌而出，必须由直接抒情来表达了。历代的《诗经》研究者大都认为，这四个排句是道出了周之所以兴盛的人才基础，所谓“济济多士”。周拥有四类特殊才能的大臣、能解决四类重大问题：一善团结，能使人亲和趋附；一精礼仪，能让人懂得尊卑先后；一能宣扬王之德誉而令人乐意听命奔走；一能以雄强的武力捍御侵侮——这样，周当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需要注意的是，《大雅·緜》是一首诗，只能用诗的表现法，它从古公亶父写起直到推出文王，预示周将步向鼎盛，话到意到，史诗完成，随即戛然而止，后续的周事，将由其他篇章另写。史述当然不能这样，《史记·周本纪》是周的全史，它需从西周写到东周乃至周亡，就是对文王个人也需有头有尾、交代清楚，不能像《緜》诗那样含而不露、露而欠明——尽管对史笔的要求也是简洁质实而不能铺张。“（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这段话交代周文王的成功，文字也够简洁的，却也是史述所不能不说的，但对于《緜》诗来说，这几句话已是一种补充，把诗中含蓄的意蕴挑明了。诗和史就是这样互补而足成之。 从《緜》的叙述，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与历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大致可以看出此类史诗叙事有些什么特点。 就其内容言之，那就是抓大事，突出主要历史人物，突出他们身上的优秀质量和成功的原因，以宣示和弘扬核心的政治理念，最根本的就是“仁”和“以德取天下”“以德治天下”的理想政治观，也包括强调“人民（人心）重于土地财物”的观念等。这种政治上的早熟，与后来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关，而与希腊史诗较喜夸饰英雄人物的勇力、好斗、爱情颇为不同。 中国式史诗叙事在内容上的这些特点和由此形成的传统，与史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写作宗旨和传统完全一致，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同源关系。当然，无论史述还是史诗中着力讴歌的仁德之类，实际上并不是已然达成的政治现实，即并不是统治者已经做到了的，更多的只是反映民众和后来儒生士子们的向往和愿景而已。史家、诗人、诗与史的创作者、传播者、编集者和阐释者都是想通过正面引导来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虽然历史一再证明，真正实现这种理想的希望极其渺茫，甚至几乎不可能；但这个理想本身，如同所谓的乌托邦一样，还是有其历史价值的。通过《緜》以及它的姐妹篇，人们可看到周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某些核心理念：重视生产，热爱和平，渴望安居乐业；重视宗庙社稷，尊崇祖先，拥护和渴望仁德的统治者；生命力顽强，却丝毫没有侵略性，即绝不侵略别人，也不怕别人侵略自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会奋起反抗，浴血战斗，宁死而不屈。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根性吗？ 就史诗《緜》的表现艺术而言，则是采取大跨度叙事手法，着力于表现长时段的历史生活。叙事时间掌控自如，细处很细，该慢则慢；粗时极速，大笔挥洒。对此，前人多有揭示。“周原膴膴”以下六章三十六句，前人的评语是“此下细叙”“事事不茍”“一一如画”“脉法甚细”“写景入微，如见如闻”；明人孙矿《批评诗经》在第八章下评曰：“上面叙迁岐事，历历详备，舒徐有度。至此则如骏马下阪，将近百年事数语收尽，笔力绝雄劲，绝有态，顾盼快意。”所谓“骏马下阪”，乃指叙事从古公亶父直跃至文王，这其间有近百年的事却一笔带过。清牛运震《诗志》亦云：“木拔道通是太王事，昆夷窜服是文王事，妙在一气说下，不分两层，正自浑合无痕。”而结尾尤为快捷，只以四个“予曰”，点明文王时代的“济济多士”就戛然结束，与开篇的“緜緜瓜瓞”相呼应，引得后世评家拍案叫绝：“一起一绝，结构绝胜！”清徐玮文《说诗解颐》进而比较《緜》与《皇矣》的章法：“《皇矣》八章先略而后详，《緜》九章先详而后略，比而观之，周家之缔造可睹矣。”总之，《皇矣》和《緜》诗都是大手笔的中国式史诗，其中有场面铺写，有景物描绘，甚至有人物的行动和话语，对后世诗文的“铺叙体”写法影响极为深远。不过，也应该指出，它们基本上是采用正面叙述和描写手法，尽情铺叙、尽情讴歌以塑造理想人物，而诗中确实并无出自不同动机而形成的人物矛盾冲突，因而也就没有因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故事情节，即没有什么戏剧性因素。如果要说中西史诗的区别，恐怕最明显的就在这里。而所谓“中国无史诗”的观点，主要理由大概也在于此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