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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经》史诗与故事 中国式史诗不像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从头到尾讲述一个故事，尤其不存在那种公开以争夺女人和财产为目标（或换言之，是以显示勇气和为荣誉而战）的战争故事。然而，并不是说，《诗经》史诗是完全没有故事的，只不过中国史诗的故事内容和讲故事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緜》写了古公亶父率领的迁徙，但略去了对迁徙原因和古公想法的正面描写，全诗笔墨主要集中在迁徙后的一系列建设性行为上，但从“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和“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御侮”等诗句看，周人并非不知外敌的存在和战争的可能性，也不是不明白国力强大和“御侮”人才的重要性，只是他们不想过于强调那个方面而已。《緜》不写被侵略而被迫迁徙，也不正面写“御侮”的斗争，应该视作诗篇作者的一种有意选择，背后是有出于民族性格的深刻考虑的，也不妨认为是民族性格的自然流露。 若要看《诗经》史诗讲故事，可以《大雅·生民》为例。这首诗的前三章就讲了周的始祖后稷神奇的出生和成长过程，所讲的明显是一个神话传说：
这里将姜嫄履上帝脚印而受孕，后稷足月出生，出生时特别顺利的景况，出生后被屡次抛弃，虽被弃却得鸟兽保护，终于大难不死的过程一一道来。在看似客观的叙述中，实际上隐含着后稷负有天命、获得神佑的深层寓意。仅写后稷的出生，就用了三章（全诗八章）篇幅。第四章写后稷的幼年，笔墨转向描述他的奇禀异能：他从小就跟瓜豆禾菽麻麦庄稼有缘，凡他所种植，总是蓬勃茂盛，果实累累。以下还剩一半篇幅，就全用来浓墨重笔地描述后稷的农业成就和丰收后欢宴祭祀的盛况。中国式史诗文字向来节俭，《生民》这样写法，就算是比较铺张的了。对此，《史记·周本纪》则这样叙述：“（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为《史记》做“索隐”的司马贞，就在这里指出：“已下皆《诗·大雅·生民》篇所云，‘诞寘之隘巷……鸟覆翼之’是其事也。”可见，《史记》的叙述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根据《生民》诗所载传说故事写成的。只是无论《大雅·生民》还是《史记·周本纪》，它们更关心的都是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作为周始祖的地位。《生民》是诗，对此尚有一定程度的铺叙歌咏，《周本纪》是史，就以散文将事实写得更为简洁而已：“弃（后稷名）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共游戏，还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榖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等到朱熹（1130—1200）为《生民》作传注时，就引用这一段来解说“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这一章。由此可以充分看到诗与史在叙事上的互补互动。 《诗经》史诗除有对神话传说故事的叙述，也有对历史故事的叙述，而在写法上则另有特色。 比如，《江汉》《常武》两首便是对两场战争的叙述。周宣王号称中兴，曾有平淮之战。《江汉》写的是宣王命召虎出征淮南，《常武》则写宣王亲征淮北。但作为故事核心的并不是战争的酷烈场面，而是着重突出王师的声势和文德治国的理念。因此，人们从《江汉》诗中看到的是如此情景：
其行文特点是在特定地点（空间）营构戏剧性场面，让人物登场表演，以人物对话来演述故事，而以此故事宣扬王师的威猛和治国的理念。周王对召虎布置任务，既是居高临下，高瞻远瞩，又亲切富于人情味，给予的赏赐丰厚而具有寓意。召虎的回答，除了恭敬的祷祝，更触及了治国的大计和根本理想：“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君臣目标所注，绝非仅是一次战争的胜利，而是边疆的巩固，其实更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诗经》史诗就是这样在艺术上避免出现残酷血腥的战争场面，而更好地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特点影响到整个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实际上也就形成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一大重要特色。 这种艺术表现方式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尚书》和众多彝鼎铜器上的铭文，而其形成的传统后来又在某些文体的写作中得到发扬光大，如唐代韩愈的《平淮西碑》和李商隐赞美韩愈此碑的《韩碑》诗。韩愈所撰碑文写唐宪宗决定讨伐淮西叛镇和命裴度以宰相身份视师，皆将皇帝诏语用对话方式表达，以振拔文气，使碑文通篇得势。李商隐诗写唐宪宗命韩愈为平淮西事撰碑，用的是虚构的对话方式：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而赞美韩愈的写作，则说他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直接指明了《韩碑》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有趣的是，这种表现手法也被今日某些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编导所采用，如不久前播放的《大军师司马懿》写曹操、袁绍的官渡之战，写司马懿平定青徐守军之乱，就都用的这种手法，既突出了主将的形象，又免去了乱哄哄的打杀场面，表达主题的目的达到了，还省却了拍摄的许多麻烦和浩大的开支。 战争既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诗歌写战争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写战争有个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作者的兴趣究竟在哪里？目的又是如何？是大有分别的。《诗经》史诗对战争的写法当然不是唯一的，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好，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其重点不放在血淋淋的残酷一面，而写军容，写声势，写君臣的应答，写战后的嘉奖，并非常突出地点明战争观和政治理想。说明古人已很懂得光靠武力征讨是不行的，战争不是目的，比战争的胜利更为国族所需要、所欢迎、因而更值得赞颂的是和平安宁。与此表现不同而密切相关，《诗经》风诗中那些厌战反战的作品，或写征夫思家，或悲闺人念外，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态度，而作者的同情则完全是在百姓一边的。历史上的中国有过无数次大小战争，但从人民的祈愿看，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厌恶战争的，至少从《诗经》起，就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酷爱和平的倾向。这种民族性究竟是好是坏，应该如何调节，使之适应世变，不妨研究探讨，但华夏民族本性热爱和平而绝不好战，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