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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诗经》史诗与人物形象 与任何史诗一样，《诗经》史诗也要刻画人物形象。《诗经》史诗刻画人物的独特之处往往是鲜明简洁地突出大节，而比较忽略无关的细节，更少描绘人物的细部，这既与上述的两点相关，可以保证史诗主要旨趣的实现，并与史述“尚简”的根本要求相符，也与诗歌写人艺术尚处于初阶有关。 比如，《大雅·生民》突出写后稷的神奇出生，更突出地写他在农业种植上的杰出禀赋和伟大贡献，大事很清晰，其他则略去。又如，《公刘》集中写他率领周人进行的大迁徙，“诗人抓住公刘率周人由邰迁豳这一关键的历史事件，分迁徙（第一章）、择地（第二、三章）、定居（第四、五、六章）三个层次，一一道来，有条有理”。对照《史记·周本纪》的相关记述，可以感到《史记》所写几乎就是《公刘》内容的散文化而已。再如，《緜》对古公亶父的迁徙（由豳至岐）写得并不详细，连最能凸显其仁人之思的迁徙理由都没有正面去写，而将重点放在了迁至岐下以后的建设（开拓田亩，疏浚沟渠，造宫室宗庙，设制度官员），通过国家强盛和人民安乐歌颂了古公的仁人形象。因为，这些史诗所欲突出的，不是主人公的外形或个性，而是周人热爱乡土、热爱和平安居的民族性格，是对领头人和统治者的期望，最主要的是在于实行仁政和德治，至于其他方面，尚未为当时的史诗作者所注意。 《诗经》史诗对男性统治者的赞美，历代论之甚多。今天最值得一提的，是《诗经》史诗也给妇女形象以相当重要的地位。 《大雅·生民》主要写后稷，且是从后稷的出生写起，偏偏当时或许尚在母系社会，故其父不明，而其母姜嫄对他的孕育传说非常神奇，于是姜嫄的形象就必然被突出了，她成了直接与上帝联系的、周的真正始祖，而后稷则成了上帝之子，姜嫄地位的崇高自不待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在《大雅》中的《大明》《思齐》两篇。《大明》全诗八章，有四章是六句，有四章是八句；从第二章至第六章，用五章写王季与太任、文王与太姒结婚直到武王出生之事。而重点是对太任和太姒这两位女性人物的介绍描述。太任占了一整章：
所叙突出了什么呢？一是她们的高贵出身，二是她们的德性和德行，三是她们隆重辉煌的婚礼，四是她们养育了优秀的儿子，使周人有了杰出领导者。面对周的兴盛，追思其由来，不能不归功于她们的重大贡献。于是，把她们的嫁周歌赞为赋有上天意旨的恩赐。 《大明》诗末两章写武王伐商誓于牧野，周师浩荡，恰好天也放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诗的最后一个鼓点打在商亡周兴的历史节点上，但就这首诗来看，武王的父母和祖妣才是诗人真正想倾情歌颂的对象。这一点，前人已经看出，如孙矿《批评诗经》在篇前评中就说：“此诗似专为颂两母而作，故叙其来历特详。其文之德，武之功，无非见两母贻福之隆耳。”牛运震《诗志》也说：“叙周家世代，却从闺门女德推本言之，意致极别，正极笃厚。”他们所论指出了《大明》诗的真正特点和价值。 对于《思齐》，历来阐释者多强调此诗主旨是“歌文王之德”。其实，就诗篇而言，歌颂的重点也是周的几代王后：“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是《思齐》的首章，一下子就推出了周的三代母后：大任是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周姜（亦称大姜、太姜）是太王即古公亶父之妻，王季之母，亦即文王的祖母。大姒则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这就明白宣示了，文王修身齐家治国的功绩也好，周的取代殷商趋于强盛也好，都与这几位母亲分不开，特别是与她们对孩子的良好养育分不开。《思齐》并未描写她们外形的美好，而是着力突出了她们的贤能德慧，从而含蓄地表达了古人心目中贤妻良母的标准。如此这般地强调母亲德性的伟大作用，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有重男轻女的倾向，但这并非中国所独有而别国所无。相反，尊重妇女，尤其尊重做了母亲的妇女，又尤其尊重为国培养并贡献出优秀杰出子女的母亲，这才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色，而这一点从《诗经》时代就已经充分显示，从《诗经》史诗就可看到了。 与此相关，对于危害国家社稷的女性，《诗经》史诗当然就会给以批判谴责。例如，所谓“变大雅”的《瞻卬》，就是“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乱之诗”。“女人祸国”的说法无疑是荒谬的，周代厉、幽二王的败政，也并不仅仅因为重女色，但“嬖褒姒”确是幽王败死的原因之一，正如晋献公宠信骊姬确给晋国带来一系列政治变故，是太子申生早死和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的重要原因一样。君王是罪魁，奸佞嬖宠（两性皆有）为帮凶，在批判君王的同时触及奸佞嬖宠，对于他（她）们所具能量给予足够重视，特别是把她们与所依恃的男性统治者一起批判时，就更不可一概而论，简单否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