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印刷术对宋代及其之后全国总图发展的影响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考虑唐代及其之前，也就是印刷术普遍使用之前全国总图的流传情况。虽然在唐代及其之前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全国总图，如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贾躭的《海内华夷图》，但这些地图都没有流传下来，文献中也缺乏它们流传情况的记载，因而对唐代之前全国总图的流传情况进行直接分析是不太可能的，基于零散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也缺乏说服力。以下试图从宋代及其之后的地图入手，基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特点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存在晚出地图改绘早期地图的传统，不过这种改绘通常并不彻底，大都只是修改地图改绘者感兴趣或者主要关注的内容，不会将早期地图上的所有地理要素，尤其是行政区划名称全部修改，由此在改绘后的地图上往往留下一些早期的地名，如从宋代流传至清代的“十五国风”主题系列地图⑩。 现存全国总图中，能追溯到的最早行政区划名是宋代的。少有的例外就是《禹迹图》，“图中京西南路和北路，京东东路和西路，河北东路和西路，河东路，永兴军路，秦凤路，淮南东路和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和西路，成都府路，利州路，福建路等所标注的均为宋代的府、州，即图幅上额附注的‘今州郡名’。而荆湖南路和北路，梓州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和西路等，唐、宋地名混合使用，域外地区几乎全部使用唐代州郡和山水地名。”(11)自清人毕沅以来，很多学者认为该图是基于唐代贾躭的《海内华夷图》绘制的(12)。辛德勇否定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另一幅宋代地图《华夷图》是基于唐代贾躭的《海内华夷图》绘制的。(13)实际上这一观点也为之前的曹婉如等学者所持有(14)，只是主要依据的是该图图记注中提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列)其著闻者”，以及图中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势为宋代仁宗庆历八年之前的状况。但上述认识存在如下问题：《华夷图》中的图记只是陈述在绘制周边“四方蕃夷之地”时参考了贾躭的地图。即使曹婉如的推断是正确的，但是从图中内容来看，图幅四周的文字注记大部分应当是宋人所写的(15)，图中的行政建置都是宋代的，某些河道描绘的也是宋代的情况，最为典型的就是东京(开封)附近的河道，其东南向的两支是宋代开凿的惠民河和金水河，在唐代是没有的。因此，《华夷图》即使以贾躭的《海内华夷图》为底图，采用也只有地图轮廓和部分河道的走势。此外，就内容而言，《华夷图》很可能是改绘自《历代地理指掌图》某一版本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16)，而根据分析《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可能是以《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太宗一统之图”，即一幅北宋时期的地图为底图绘制的。(17)因此，《华夷图》很可能与贾躭的《海内华夷图》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存在联系，关系也并不密切。 不仅现存中国古代全国总图中基本没有宋代之前的地名，而且在宋代之后古籍中长期留存、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总图，绘制时间基本只能追溯到宋代，要不就是图面上找不到宋代之前的地理要素信息，如上面提到的“十五国风”系列地图；要不就是明确是宋代绘制的，如著名的《历代地理指掌图》。 从上述分析来看，即使存在《华夷图》这样的例外，但可以明确宋代及其之后的全国总图几乎没有受到唐代地图的影响，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宋代已经基本难以看到唐代的全国总图。当然这里论述的是唐代地图的留存情况，虽然留存与传播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在抄本和绘本时代，地图的流传范围与地图的留存几率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的话，那么也就说明唐代全国总图的流传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一推论也应当可以适用于唐代之前，即在唐代及其之前绘制的全国总图的流传范围应当很小，留存到后世的几率也不大，因此虽然可能也存在某些全国总图的传承，但应当是极其有限的，并且难以长期延续。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唐代及其之前的地图几乎没有对后世产生影响，即地图所承载的知识难以在后世流传，而后世也难以基于这些知识进行创新，由此知识的演进是缓慢和不成体系的。 宋代及其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对于宋代全国总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石刻地图以及历史地图集《历代地图指掌图》，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保存至今的宋代古籍中还存在大量的全国总图，如在现存的五部宋代著作，《十七史详节》《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中存在一系列轮廓和绘制方法非常近似的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所表现的时间上至五帝下至五代，可能出自同一套原本已经散佚的历史地图集。(18)这种情况与没有任何地图保存至今的唐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这些全国总图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后世书籍广泛引用。如“十五国风地理图”成于宋，此后在与《诗经》有关的著作中长期延续直至清代(19)。更为典型的就是《历代地理指掌图》中一些与《禹贡》和《春秋》有关的地图，被大量经部著作引用。如引用了《历代地理指掌图》“禹迹图”的古籍约有9种，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对《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的直接复制，属于这一类的地图有《三才图会》“禹迹图”、《修攘通考》“禹迹图”。此外，《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历代舆图”和《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历代舆地之图”，除左上角的长城等少数地理要素细节外，图面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与《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基本一致。 第二类包括《六经图》“禹贡九州疆界之图”、《六经图碑》“禹贡九州疆界图”、《七经图》“禹贡九州疆界之图”以及《八编类纂》“禹贡九州疆界之图”四幅，以《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为基础，对其中的地理要素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如去掉了长城、大量的河流、一些上古都城的名称。此外，除《六经图碑》之外，其他三幅地图中的海南岛都与陆地连接为一体。不过，地图上的主要地名依然被沿用，地图左上部分近似于长方形的边界轮廓可以看成是《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左侧南北向绘制的黄河与地图边框的变形。需要注意的是，地图内容也做了较大改动，如将大致相当于今天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地域定为“南越”，并将其排除在了《历代地图指掌图》“禹迹图”的“九州”之外，体现了这些古籍的作者对“禹迹图”所承载知识的改造。 第三类只有《帝王经世图谱》“禹迹九州之图”一幅，可以看成是第二类地图的进一步简化，去掉了所有的河流和水体，但将河流的名称都保留了下来。将大致相当于今天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地域排除在“九州”之外，可以看出其与第二类地图的直接继承关系。 以《历代地理指掌图》“春秋列国之图”为祖本，收录在古籍中的地图共有15幅，这些地图所绘内容基本相同，主要差异在于地图左上角的一系列河流和右上角“辽水”的表现形式，左上角的长城是否表现为一个整体，以及右下角“闽越”与“南越”之间是否绘制有界线。基于这些差异，这15幅地图大致可以分为5类： 第一类，《修攘通考》“春秋列国之图”，与《历代地理指掌图》“春秋列国之图”完全一致。 第二类，《八编类纂》“春秋诸国地理图”、《七经图》“春秋诸国地理图”和《六经图》“春秋诸国地理图”，与第一类地图的主要差别在于没有绘制“闽越”与“南越”之间的界线。 第三类，《春秋四家五传平文》“东坡指掌春秋图”“西周以上地图”、《八编类纂》“春秋列国图”、《图书编》“春秋列国图”、《武备地利》“春秋列国图”以及《左氏兵法测要》“春秋列国图”，与第一类地图的主要差别在于地图左上角的河流被表现为一系列相互连接的半月形，右上角的“辽水”被表现为一个线条，左上角的长城被表现为一个整体，但右下角“闽越”与“南越”之间的边界保留了下来，因此其应当是直接继承于第一类地图。 第四类，只有《三才图会》“春秋列国之图”，与第三类的差异在于删除了左上角“山戎”以东的部分，该图应当是以第三类地图为基础改绘的。 第五类，《广舆考》“东坡指掌春秋列国图”、《春秋大全》“春秋大全列国图”和《春秋左传评苑》“东坡指掌春秋列国图”，与第三类地图基本一致，唯一的差异就是没有表现右下角“闽越”与“南越”之间的界线(在《春秋大全》“春秋大全列国图”中这一边界只表现了南段的小部分)，这类地图应当是以第三类地图为基础改绘的。 随着印刷术的日益普及，明代的情况更具有代表性。明代的三幅全国总图，即《广舆图》“舆地总图”、《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和《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之图”出现之后，被大量书籍引用、改绘，其中《广舆图》“舆地总图”出现于明末的至少20部著作中；桂萼《广舆图叙》中的“大明一统图”出现在明代至少16部著作(地图)中；《大明一统志》的“大明一统之图”也出现在了明代6部著作中。此外，《广舆图》中的“九边总图”也出现于至少26部著作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