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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只是表现了宋代之后印刷古籍中全国总图的广泛传播和长期留存，但正如前文所述，对于知识的演进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长期留存基础上新知识的创造。下面以《广舆图》为例进行说明。 如上所述，《广舆图》“舆地总图”被后世大量书籍所抄录，但除了简单的抄录之外，也存在以其为基础，基于抄录者的认识而对内容的删减、增补，从而形成新地图的现象，根据改绘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地图的正方向逆时针转动了90°，以东为上，这类地图有三幅，即《筹海图编》“舆地全图”、《海防纂要》“舆地全图”和《武备志》“舆地总图”。这些地图中还增加了日本、琉球、小琉球、暹罗和占城等新的内容。从成书时间来看，《筹海图编》应当是这一系列地图的鼻祖。 第二类是对原图简化的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如《一统路程图记》中的三幅地图“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南京至十三省各边路图”和“舆地总图”，对《广舆图》“舆地总图”进行了大量简化，基本只保留了海岸线的轮廓以及长江和黄河，但增加了《一统路程图记》的作者所关注的与道路有关的内容。《夏书禹贡广览》“禹贡广舆总图”，同样只保留了“舆地总图”的海岸线轮廓和重要河流，但标注了符合“禹贡广舆总图”主题的“九州”。《地理大全》“中国三大干山水总图”，在保留海岸线轮廓和重要河流的基础上，在海中增加了日本等内容，在地图西侧增加了一些山脉的图形和“黑水”，并标注了中国的“三大干”。《戎事类占》“州国分野图”，在保留海岸线轮廓和重要河流的基础上，添加了与“州国分野图”主题有关的分野内容。《图书编》“历代国都图”保留了《广舆图》“舆地总图”中标志性的贯穿地图北侧的沙漠，沙漠以北的两个圆形湖泊没有使用圆形表示，但保留了湖泊名称，同时去除了除黄河之外的所有河流，黄河河源绘制的比较夸张，地名也大为简化，同时增绘了符合“历代国都图”主题的一些古代都城。《禹贡古今合注》“禹贡九州与今省直离合图”“九州分野”，虽然精简了《广舆图》“舆地总图”中的河流和山脉，但增加了“九州”的内容，并且粗略绘制出了大部分府级政区之间的界线。 如果以上这些地图只是对《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少量修订、增补的话，那么明末清初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底图绘制的三套历史地图集，则是更具有创新性的“新知识”创造。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沈定之、吴国辅编绘《今古舆地图》，包括58幅舆图，采用“今墨古朱”的表示方法。这一图集虽然是参照《历代地理指掌图》的体例编绘的，有些图说也抄自《历代地理指掌图》，一些图名也直接沿用了《历代地理指掌图》，但所有地图都是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基础绘制，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历史地图集，其所绘的历史内容并不是抄录《历代地理指掌图》，而是来源于作者自己的认识和创造。此外，虽然图集的所有地图中都绘制有长城，但与万历本《广舆图》的“舆地总图”所绘长城并不一致，而是向西延伸到了肃州，有可能是其作者自行添加的。总体而言，虽然这套历史地图集可能在某些方面参考了《历代地理指掌图》和其他著作，但可以认为整套图集应当是作者基于自己的认知，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底图所创造的“新知识”。 类似的还有明末王光鲁《阅史约书》，有《地图》1卷，35幅，同样以《广舆图》“舆地总图”为底图绘制。成书于明末清初朱约淳的《阅史津逮》，附有大量地图，属于历史地图的有21幅，从图中黄河与长城的形状和长城东至鸭绿江来看，使用的底图应当是万历版《广舆图》的“舆地总图”。 就整部著作而言，由于以印刷的形式传播，《广舆图》在流传中被一些学者获得，并进行修订、增补，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而且其中一些版本并不是在初刻本基本上形成的，而是在之后的某一刻印本基础上形成的，这充分说明了印刷术在知识的保存、流传和新知识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广舆图》现存七种版本在知识上的增补和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可参见下页表格。(20) 而且明代后期出现了很多以《广舆图》为基础，通过增补大量相关知识和作者自己的认识而形成的著作，最明显的莫过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汪作舟的《广舆考》。《广舆考》编次和舆图的形式与《广舆图》基本一致，但在考述部分增加了大量的文字。类似的还有明末吴学俨、朱绍本、朱国达、朱国干等人编制的《地图综要》、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以及潘光祖的《汇辑舆图备考全书》等。 《广舆图》的流传还带来了西方人关于亚洲东部沿海的新认识。在《广舆图》流传到欧洲之前，西方人印制的世界地图或东亚地图对中国沿海的描绘既粗略又失实，通常把中国的海岸线绘制成近乎南北的直线，内陆所有的河流皆相互连通，与现实相差甚远。直到利玛窦(Matteo Ricci)、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人仿照《广舆图》摹绘的西文中国地图相继在欧洲印制出版以后，西方人对亚洲东部沿海和中国内地的地貌才有了准确的认识，西方人绘制的东亚或中国地图也才逐渐与地理真实相符。(21) 综上而言，可以看到《广舆图》初刻本印行之后，就广为流传，再加上优秀的内容，很快就被翻刻、增补，甚至被再次增补、翻刻，而这些翻刻、增补也大都采用的是刻本形式。因此，可以认为正是印刷术造就了《广舆图》的留存、传播以及在知识上的积累和创新。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广舆图》中的大部分知识是之前或者同时代存在和流传的，但这些知识都是相互独立的，而《广舆图》将它们编绘在一起之后，形成了一套与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的知识汇编，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不仅如此，后来的学者又以《广舆图》的知识体系为基础，通过增加其他已有的知识或者自己的认识，对这一知识体系进行丰富和创新。随着时局的演变，这一知识体系在清代初年之后影响力逐渐减弱，但由于印刷术，不仅使其本身没有散佚，而且使其形成的这套知识体系也都基本完整的保存下来。 如果将地图看成一种与文本类似的知识载体的话，那么由于唐代之前绘制的地图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没有广泛的流传，且基本没有长时间的留存，也没有对宋代及其之后的地图造成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地图所承载的知识没有形成一种清晰的具有系统性的体系，由此知识的创新和演进也是缓慢的。而宋代之后通过印刷传播的地图则在古籍中被大量引用，从而使这些地图承载的知识长期流传且有着长时间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以《广舆图》为代表的某些地图集，其自身就是在综合当时流传的各种地图所承载的知识和其他类型知识的基础上构成的新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新的知识体系通过印刷而广泛流传，且在流传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加入新内容而进一步形成了知识创新，这些创新同样通过印刷得以长期流传。因此，与唐代及其之前相比，宋代印刷术的普及不仅使得地图所承载的知识广泛流传、延续，而且基于这种流传、延续激发了知识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一些具有长期留存和广泛影响力的知识体系。 我们还可以将这一结论从地图所承载的知识拓展到其他类型的知识。与后世相比，唐代之前，知识的流传、保存、创新是非常有限的，目前除了少量出土于墓葬、敦煌石窟的文献之外，唐代之前的文本(即知识)留存于世的数量很少，基本集中于当时得到广泛传抄的一些史书和儒家经典。唐代之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大量知识以文本形式留存下来，形成了丰富的脉络、谱系，且以这些知识为基础，通过不断的加工、补充，从而形成了新知识。印刷术的普遍运用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积累、形成的节奏，由此也极大加快了中国古代知识的发展，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知识形成方式的变革期。 最后，众所周知，印刷术在欧洲的普遍使用是促成文艺复兴的因素之一，然而在中国虽然出现了知识的爆发性增长，但并没有促成与欧洲类似的“文艺复兴”。究其原因，除了社会文化等复杂的背景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地理大发现等对于欧洲传统的知识体系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即知识的爆发性增长是在原有知识体系外发生的，因此由“量变”达成了“质变”。而中国的知识爆发性增长则是局限于原有的知识体系之内，无法对原有的知识体系形成突破，因此无法形成知识的“质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本文论述的范围，在这里只是一些初步的构想，今后当另撰文叙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