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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的曲折过程 (一) 闭塞环境下的艰难启蒙 十月革命前，马君武作为广西第一批前往日本留学的学生，于1901年获得了前往日本帝国大学学习的机会，在日期间，受明治维新后的新思潮影响，对于民主思想有了自己的认知，但这一阶段仍然属于康有为、梁启超式的改良主义者，后来，马君武在日期间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学说，并针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后，才成为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马君武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先后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国内的《译书汇编》上发表，并将欧洲社会主义的源流以论文、译文的形式向国内学术界进行介绍，成为广西乃至全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马君武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研究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同时，将社会主义誉为“既以此理，则可知现在争利之制度乃旧教科书，而社会主义，乃新教科书”，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6][101]。马君武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对马克思著作的系统介绍，如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比较》一文中介绍社会主义时，就在文章最后介绍了五本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哲学的贫困》 《共产党宣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6][101]。这些著作有助于帮助大家较为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来，他又翻译了《共产主义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跨越语言障碍、在广西与中国传播的重要前提条件。 十月革命后，受十月革命的鼓舞与海外知识分子在理论方面的译著影响，国内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觉醒，由于广西在20世纪初较为闭塞，最早在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较发达城市的进步青年，他们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向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就读于北大的黄日葵早期主要在《新青年》杂志投稿并为同学邮寄《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 《社会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是广西青年学子中较具影响的人物，促进了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五四运动后《新青年》等一批进步杂志为广西知识分子带来了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机会，而广西本土的进步青年也因此开始纷纷办刊物、传思想。这一时期，黄日葵等广西进步青年组建了“新广西期成会”，并发行了《桂光》杂志，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广西时政，是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的重要刊物;广东的进步学生宁培瑛(广西陆川人)与友人创办了《群言》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上级革命组织开始加大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力度。"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地方团受上海总团委托，在梧州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梧州分团。”[7][10]同时，广东地区与中央革命组织也开始派遣力量，在梧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建立了杂志代办处，对广西知识分子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启蒙。在上级革命团组织的协助下，1924年，广西各大中学、报刊开始陆续收到分析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向导周报》，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在广西的深化。 新文化运动对广西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使得当时少数能接触到先进文化的留学、游学青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更先进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许多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主力军，比如将进步书刊从外地寄回广西的黄日葵、谭寿林、韦拔群、宁培瑛等，还有在广西各地不断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覃怀林、覃怀瑾、韦杰三、黄成业等，都先后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返回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龙州青年高孤雁则利用《新青年》等刊物，在家乡建立了青年讲习社、特别班，讲解政论及《共产党宣言》，传播马克思主义。 广西知识分子表现活跃，如广西桂平的黄日葵、广西贺州的黄朴心、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陈勉恕等。其中，黄日葵不仅是第一批将进步刊物寄回广西、点燃星星之火的知识分子，更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参与了“国民杂志社”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于5月3日召开北大全体学生及各高校学生代表会议，黄日葵做会议记录，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次日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代表意图阻挠学生运动，黄日葵与邓中夏挺身而出，力辩教育部代表，并冲破了阻隔，将学生队伍带到了天安门广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