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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在各种阻挠中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下，广西不仅在本土知识分子中夯实了思想基础，也收获了一批可用以组建中共地方组织的进步青年，如早期党员黄日葵、谭寿林、黄士韬、黄成业、高孤雁等，同时还有在新文化运动洗礼后决心参与革命的地方党团干部，如林培斌、李征凤、廖梦樵等。其中许多青年经过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影响后，成为大革命时期广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中坚，韦拔群更是成为东兰农民运动的灵魂人物，为左右江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韦拔群在五四青年爆发后迅速参与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贵州接受和传播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孙中山支持建立的“改造广西同志会”，于1921年随孙中山任命的广西省省长马君武回到家乡之后，利用自己在讨伐旧军阀时的人脉发动群众，在东兰银州密林中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连续重创了当时东兰县城的反动政府，连遭反扑后前往广州学习，寻找真正的革命正途，并在第三届广东农讲所的学习过程中受彭湃、陈延年等共产党员的影响，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1925年至1926年上半年，东兰县农民运动遭遇了极大的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与东兰县团警狼狈为娇“围剿”东兰农军，屠杀了140名农民，制造了“东兰县惨案”。可见，尽管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后曾有极其短暂的“蜜月期”，但阶级上的对立注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即便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反动派也制造了“东兰惨案”这样令人哗然的反革命事件。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其“反共清党”的反动主张给广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了极大阴影。国民党当局宣布全城戒严，搜捕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以及革命群众，非法逮捕了数十名共产党人。在反革命政变后短短数月，大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革命群众被逮捕，一些工友惨遭屠杀。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中，南宁的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随后南宁地委书记罗少彦被叛徒出卖遭捕，南宁的党团组织遭遇了毁灭性打击，广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尤其是广西主要城市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遭遇了致命伤害。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受阻再一次说明，旧社会阶级矛盾是根深蒂固的，只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获得胜利。 (三)在革命实践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革命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将归于国家的政权问题，只要没有明确这一点，就不可能让各个阶级参与革命，更不可能让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一直都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韦拔群最初发动群众革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在广西右江地区，大量贫苦群众常年被地主阶级剥削，生活苦不堪言，这使得韦拔群的动员、串联活动非常顺利，各族群众纷纷响应号召闹革命。闹革命、立政权不仅仅是理论传播或口号，更落实到了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上，三破县城的农军就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一次占领县城之后，韦拔群建立了东兰革命委员会，这是广西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在“东兰惨案”发生后，韦拔群再一次恢复了原本在国共合作期间暂时解散的东兰革命委员会，并开始积极动员农民参会，宣布进行不交佃农田租、不还高利索命债、不服县老爷摇役、不送地主财礼的农民革命，谁劳动谁收成。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同时也以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让各族群众放下民族差异、团结闹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