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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茂泽，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张茂泽(1965- )，男，四川广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集中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历史基础，从外来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线等进行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认同中华民族，反对分裂祖国，反对撕裂族群文化。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中国史是这种意识的历史基础。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人性意识的民族化表现，是民族意识的成长和升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中华民族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历史上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紧密相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种意识里，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都应和其他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合作，共同发展。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nsciousness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It embodies the self-recognition with Chinese nation,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untry.To study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basis,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localization of alien nationality theories,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ithin China.It recognizes Chinese culture,th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pposes the separation within the nation or the community culture.History of Chinese nation,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ountry are the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sense.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is the nationalized manifestation of humanity,the upgraded vers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roletariats' Socialist consciousness.It transcends the various nationalism centered with egoism in history.It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mankind and is a sense of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s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this sense,every ethnic group is equal,and has the right to live and develop,and should get along well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to work toge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明/地方政权/思想文化/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sense of community/Chinese culture/local authority/ideology and culture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之一。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不能不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 一般地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两个显著特点：它不是人们主观设定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有深厚历史基础、悠久历史传统。瞿林东说，在中华民族史上，民族关系有种种复杂情况，但“总的趋势是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历史文化认同的程度越来越深入，形成伟大的合力，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历史基础。”[1]我赞成这一历史论断。确实，中华各族在交往中互相交流，在交流中互相交融，逐步形成了有机一体、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方面，各民族相互影响，携手进步；在近代民族危机、国家危亡时，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抵抗外侮，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稳定。这些不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基础，而且蕴含了兄弟般的平等交往精神，家人一样的团结奋斗、共同进步精神。渗透进各民族当中的这些因素，成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源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它作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活动，既包括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也包括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它体现到每个中国人身上，就是大家的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中，也历史地渗透进了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在古代人文化成、文野之分等观念影响下，中华民族不限于以种族、血缘立族，而尤其以文化立族；中国不限于以种族、血缘而成的民族所居政治地域立国，而尤其以文化立国。文化，在根本意义即文明化。人们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修养，并帮助家人、国人、天下人提高修养，使整个社会进化到文明程度，是中华民族、中国的本质特征。故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和中国这一国家共同体，三位一体。其中，中华民族是主体，中华文化为其本质内容，中国则是政治表征。 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认同56个民族一家人，认同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会感受到56个民族一家亲，兄弟同心，守望相助，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会齐心协力，团结互助，努力提高各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奔向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仅仅从中华民族史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华各族兄弟一家的观念史，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丰富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基础。 还要特别指出，几千年连绵不绝的黄帝文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司马迁著《史记》，以黄帝开篇，并将北方匈奴民族描写为“夏后氏之苗裔”[2]。在此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羌等，纷纷被描述为黄帝的后裔。认定黄帝是民族始祖、多民族共祖，认定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认定黄帝是华夏旗帜，就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现之一。今天，我们认同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 一、外来民族理论的中国化 “中华民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3]的著作中提出，但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近代才产生。 大家知道，斯大林界定的民族概念，指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产方式、共同的文化特征而来的共同心理构成。有学者指出，这个定义主要指“近代民族”[4]，在方法上主要是性质分析、列举，不是马克思民族观的全部；更不能用这个定义硬套古代，认为古代没有民族出现。因为民族本就是一定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原始社会还没有民族产生，共产主义社会民族会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近代民族也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古代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上，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氏族、氏族部落、部族，就是古代民族的起源。古代民族发展还不完备，未必有近代民族各方面的特征；但仍然不失为民族共同体。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共同体，尤其是观察古代的民族共同体，不能以今律古。应从民族史实际出发，参照其他民族，如实认识中华民族的产生和发展，归纳中华民族特征，才是科学的。 在中国民族史上，各民族长期居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他们在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都互相影响、水乳交融。比如，既有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汉族少数民族化，从长远看前者是主流。因为互相影响，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民族的特征都不很鲜明。 比如，汉族，因为各地方言众多，各地地理、气候差别很大，平原、盆地、山区、草原、沙漠、海滨、湖区等，经济产业大不相同，各地风俗习惯也有很大差异。汉族本就是历史上华夏族和众多少数民族交流融合的产物，是多民族融合的代表。汉族的民族特征不突出，许多少数民族也如此。 又如贵州穿青人。明初，朱元璋派遣江西、湖南兵征讨云南。战事结束后，一些兵将聚居于贵州西北部毕节、安顺、六盘水一带。他们租佃彝族的土地耕种，故他们既说汉语，也有一些彝族语言。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化，但经济生产还是汉族的。他们说“老辈子话”，实际上是当时贵州本地的汉语方言，这是穿青人。明末，更多的汉人进入当地经商，他们说着另外的汉语方言，称为穿蓝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穿蓝人登记为汉族，穿青人要求登记为少数民族，得到国家承认。 又如，锡伯族，自称鲜卑人后裔，原来是游牧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国东北松花江中游和辽河流域，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但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有分布，而且设立了察布查尔斯锡伯自治县。原因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锡伯人被抽调到新疆伊犁一带驻防。他们在当地定居下来，开荒修渠，娶妻生子，逐步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新疆锡伯族保留了锡伯语言，一种在满文基础上形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特点较鲜明，而东北的锡伯族却已使用汉语。 可见，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出发，根据中国民族史情况，提出中国“民族”概念，或对外来民族理论进行中国式理解。如20世纪30年代，吕思勉说：“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而且从其演进之迹说起来，中国民族，真可称为民族之模范。”他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提出民族的概念是：“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相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而相团结的集团。”[5]这个概念强调文化特性和民族意识，我认为比较符合中国的民族实际情况。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经自己申报和政府确认，最终确定了56个民族。在识别和确认民族身份时，许多民族的特征不那么显著，给民族识别和确认带来了困难。其中，有几个要素受到特别关注：一是族源；二是自认和他人称谓；三是语言、风俗等。这就重视了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意识(自我意识和他族称谓)两个方面，可谓对民族概念的现实化理解，也是外来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表现。 总体来看，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联合了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这种状况是历史时期形成的。白寿彝指出：“中国的历史长，幅员广，民族多，民族流动迁徙，交错杂居，在语言、风俗上互相影响，因而有相当多的民族，其民族特点不够显著，不易为人所确认。”[4]我们通常说中国有56个民族。其实1953年，各地申报民族400多个。1964年人口普查登记的民族有183个。其中，自认是少数民族但不被确认的，或自认是汉族其实是少数民族的有不少。有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仍然保留汉族的文化特点，但并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而自报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并得到国家确认。有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时间长了，和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与后去的汉人明显不同，自认为是少数民族，如穿青人。也有少数民族不愿表明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一向自视为汉人。还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已经没有多少民族特点，少数民族身份得不到他人承认，却依然自视为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因为迁徙分散到其他地区居住，但保留了以前的民族特点，他们自己却不知道，于是登记为其他少数民族。民族身份难以确认，和中华民族与欧美各民族有别的历史特点关系很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