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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观念是核心 “中国”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它本身就是中华各族多元一体关系发展的产物。在古代，“中国”一词并非国家概念，而是地域概念、文化概念，有文化中心的意思。从今天国家的概念看，古代“中国”所指的并不是国家的全部领土，而只是国家的中心区域。根据于省吾《释中国》一文所述，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也就是说，中国在商、周时期指商王、周王所在的王畿地区——国家首善之区[14]。 最初，“中国”和“四方”相对而言。作为国家的一部分，“中国”是国家抚绥控驭“四方”的中心地区，而“四方”则包括了周王分封的诸侯国和受周王管理的各边疆少数民族。如春秋时，中原地区的周王朝，以及晋、郑、齐、鲁、宋、卫等诸侯国，都自称中国，而将秦、楚、吴、越看成夷狄。秦汉时，秦、楚之地也变成中国了。魏晋时期，东晋人称十六国是夷狄。南北朝时，南北互相贬斥为索虏，为岛夷。唐朝时，他们都成为中国人。李延寿修《南史》《北史》，便一视同仁。两宋时，宋人将辽、西夏、金看成夷狄。元朝时，则将这些人都看成中国人了。这些历史事实反复说明，华夏文化不断拓展自己的地理空间，从中原到长江流域，再到华北、西北、西南、华南、东北等，形成了雄踞亚洲东部的文明共同体。 中华文明地理空间的拓展，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中华各族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有大致相近或相同的自然条件。居住相近的各民族间逐步接触、了解，甚至通婚、融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调剂余缺，取长补短，使双方的社会历史更加进步。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史的主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华夏族学习少数民族；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少数民族学习华夏族。这种鲜活的事例很多，都是一个民族主动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内容。华夏族先后融合了秦、楚、吴、越、匈奴、鲜卑、羯、氐、羌、辽契丹、西夏党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族等少数民族在内，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就是中国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随着各民族交流愈益密切，中原的汉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相互联系更为紧密，仅仅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适应各民族自身的发展了。一些关系到双方的重大事件、思想、工程等，需要更高的国家统一政权来解决，如蒙古的马和中原的布帛、茶叶交换，女真人用自己的人参、貂皮交换中原的粮食、农具、缎布。国家没有统一，中原和周边地区互相禁止交易，双方都受害。相比起来，边疆少数民族更为需要中原的粮食、布匹。和向外发展受到林海雪原、崇山峻岭阻隔的艰难交通条件相比，北方南下，经过平坦广阔的草原，要更为容易。少数民族更愿意内倾，有对中原的“天然的内向性”；同时，较为发达的中原经济文化，对少数民族也历史地产生了“天然的凝聚力”[4]。少数民族天然内向倾向，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凝聚力结合起来，成为维系中华各族联系的历史纽带。而国家统一后，中央政府借助其公共职能的发挥，有意无意地加强这种联系纽带。如经济上，双方自由交易，皆得其利，吸引力和向心力得以自然展现、加强。更不用说，还有共同对付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的任务，近代以来，还增加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共同使命。各民族日益加强的联系纽带，反过来又成为多民族统一大国日益发展的基础。所以，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见，中国中央政权越来越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权。如秦汉、隋唐，大一统还时有间断，但到元明清，则成为连续大一统的世界大国，反映了多民族国家统一愈益成为各民族友好交流发展的需要。可见，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性的伟大民族，中华文明成为持续不断自然发展的文明，乃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 结果就是，中国的统一越来越巩固，版图越来越大。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历史是中华各族共同书写的，不是空话，而是历史事实。除了经济文化成就外，比如国家版图，元朝、清朝的贡献就非常大。秦朝统一，但版图北到长城，西到黄河，和青藏高原不挨边。汉朝统一，西边到玉门关，进入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唐朝统一，到了中亚地区，但吐蕃等还在外，新疆、云南等是羁縻州，高度自治。两宋时，中国有好几个割据政权，南宋(长江珠江流域)、金(黄河流域和东北)、西夏(甘肃、宁夏、鄂尔多斯一带)、大理(云南)、西辽(新疆)、吐蕃(西藏)，以及蒙古高原上的蒙古、突厥各部。元朝，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才完全统一，建立起疆域辽阔的统一政权。明朝时，对东北辽东、北方鞑靼、瓦剌各部、西藏的统一，都不够巩固。清朝才完成了更为宏阔的统一，东北、新疆都建立起行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