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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各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趋势 中华各族特性不鲜明，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各民族共性在漫长历史上得以熔铸、积淀，得以强化、凸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近代以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导致政治集中，形成各民族利益攸关的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是由联盟关系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可见，民族特性逐步淡化，多民族交融的民族共性日益强化，最终直到人的全人类性得以自觉和实现，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马克思说的主要是欧洲近代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民族特性淡薄，民族共性产生、积累，不断强化的现象，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史从先秦华夷之辨，到后来中华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和发展，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作为这一历史趋势的案例。中华民族史是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形成了语言文字、共同地域、经济生产生活、共同文化传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等。共性突出，个性自然会淡化。 夏商周，秦汉唐，元明清等国家统一时期，固然是中华民族共性得以强化的时期。即使在国家分裂时期，中华各族共同体依然在形成、发展中，中华民族共性依然存在，并不断成长、积蓄，厚积薄发。 中国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如夏商周各族；地区性的多民族统一，如战国七雄；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 中华多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曲折，甚至时有反复，在一定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几个割据政权并立。如秦汉以后，有魏蜀吴三国分裂；西晋短暂统一后，又进入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对立。在唐朝和元朝之间，有五代，有宋、辽、金、西夏的对立。但即使割据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没有中断。其表现为： 第一，每次分裂后，就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多民族统一，如唐代的统一范围超过汉代，元代的统一范围超过唐代。 第二，地方割据政权，为了生存，大量开垦土地，拓展农业生产地域。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就是例子。江南成为经济重心，前有春秋时期吴越的开发，后有三国时期吴国的发展，南朝宋齐梁陈继续开发，江南经济由此发展到新阶段。这些都为唐宋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做了历史准备。 第三，地方政权在政治上，也能根据本地区特殊情况，创造一些治国理政的新做法，积累一些新经验。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如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郡县制，如曹魏的屯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隋唐时期都有继承发展。著名的三省六部制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发展，到隋朝才定型。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割据政权也都使用已有的汉语言文字，信奉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意识形态，而且他们也都自称是皇朝正统，将国家统一作为奋斗目标。三国时，北方的魏国自认是汉朝的延续，要恢复全国统一。西南的蜀国以自己姓刘，自称汉室宗亲，要统一全国，重振汉家天下。南北朝时期，北朝骂南朝是“岛夷”，南朝贬北朝为“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消灭对方，统一全国。辽、宋、金对峙时，3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设想由自己统一全中国。 在中原文明面前，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从心理上也认为汉族政权是“中华正统”，“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4]。这些都应是当时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认同黄帝共祖的心理原因。 可见，国家分裂时，中华各族终究没有撕裂，反而在进一步融合，形成规模更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没有中断，依然在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后，得以持续发展。如唐代贞观到开元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就是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中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结果。可以说，虽然有分裂存在，从历史发展全貌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中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在汉族和少数民族间表现尤为明显。多民族统一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同步前进，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汉族地区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而少数民族地区则以游牧为主。中原农业生产的粮食，纺织的布匹，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毛皮、茶马等，可以互补。这种交易如不能进行，会迫使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而多民族统一国家，则为放开交易提供了必要政治条件。故“盐铁的贩卖，茶马、毛皮、药材的交易，植棉、纺织的推广，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兴修，还是多民族统一为社会经济带来的进步。”[4]社会经济因为民族交流交融而进步，反复彰显了民族交流、融合带来的好处，增强了各民族交流交融的吸引力，促进着多民族统一体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著名的丝绸之路，正是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及其向国外的延伸。反过来说，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中原有一种内聚的向心力。丝绸之路，也是这种吸引力和向心力交互作用之路。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一，相互补充，正好构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原地区自然条件较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对少数民族有很大吸引力。粮食、布匹对于北方少数民族越冬必不可少。在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基本上有相同的农耕、定居生产生活，以及封建制度，而匈奴则处于奴隶制阶段，西南夷还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到新中国建立前，中国既有买办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也有封建制、奴隶制、原始共产制。但大家发展的方向是，汉族更加向前发展，各少数民族则“以不同的速度努力向汉族靠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迈进”[4]。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东部地区对口帮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各民族友好相处，团结合作，携手共建祖国，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