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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史料价值与利用 20世纪以来，在各地档案协会与有关人员的努力下，英格兰中世纪主教档案的编订和出版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研究中世纪教会的运作、主教区的制度与管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提供了广泛而丰富的史料。不过，从史学发展演进的轨迹来看，20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家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使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到20世纪60、70年代。受传统史学范式影响，这一时期的英国学者往往利用中世纪主教档案从事教会上层“精英”人物、主教区的管理及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以马里昂·吉布斯(Marion Gibbs)和简·朗(Jane Lang)联合出版的《主教与改革(1215-1272年)：以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为特别参考》(37)为例，该书以坎特伯雷和约克协会出版的13世纪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理查德·格雷福森德等主教的档案为基础史料，前半部分对1215至1272年间英格兰主教的人员构成、职位选举、教区管理进行了分析，后半部分对英格兰主教在落实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规教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比如，在分析主教的人员构成方面，吉布斯利用主教档案中主教的个人信息对其身份来源进行了统计，发现这一时期的主教大都来源于修士、大学的学者、主教座堂的教士、王室政府的官员等群体；简·朗则在比对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改革教令与主教档案中主教们颁布的改革令状后认为，大多数英格兰主教由于受到现实利益的影响并没有认真落实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教令，英格兰教会在此次会议后也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38) 剑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克里斯托弗·罗伯特·切尼对主教档案的使用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以主教档案为基础史料从宏观上探讨中世纪教会的组织制度及其治理，代表作有《从贝克特到兰顿：英格兰教会的治理1170-1215年》。(39)在该书中，切尼使用了包括林肯主教韦尔斯的休在内的大量主教档案(尤其是其中有关代理主持人薪俸的记录)对堂区教堂、世袭圣俸、教堂的分割、代理主持人薪俸等制度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另一方面，切尼通过对主教档案文本书写进行了探讨。在其《英格兰主教的文书处1100-1250年》(40)一书中，切尼通过对主教档案中出现的文书见证人、文书拟定人身份的考察分析了主教文书机构的制度及其人员关系，尤其是文书机构的构成、分工以及同主教的关系等。此外，切尼还利用主教档案对主教巡视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41)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汤普森(Alexander Hamilton Thompson，1873-1925年)在其出版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教士和他们的组织》(42)一书中基于坎特伯雷、林肯、约克等教区的主教档案，以制度史的视角考察了中世纪晚期的教区管理以及包括堂区教士在内的不同类型的教职人员的构成。如在该书的第四章中，作者以13世纪林肯主教档案为例对主教座堂圣俸教堂(prebendal church)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考察。汤普森在书中指出，为了保证主教座堂的正常运转以及教士团成员的正常生活，主教逐步将教区内空缺的堂区进行收回并将其分配给主教座堂教士作为其圣俸。这类性质的教堂虽然解决了上述教士的生活问题，但由于这些教士并不经常居于堂区，因此对有关堂区的信仰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3)大卫·史密斯则在《林肯主教维尔斯的休的教区管理1209-1235年》(44)中以韦尔斯的休所颁布451封令状(acta)为依据(同时参考了菲尔摩尔编订的韦尔斯的休主教卷档)分析了林肯主教区的管理情况。书中的主要内容涉及主教私人教士和主教官员在教区管理中的分工与协作、主教和主教座堂教士团的关系、主教和大学的关系、主教对世俗教士和修士的管理等。如在涉及主教私人教士和主教官员的章节中，史密斯通过分析韦尔斯的休主教令状中出现的见证人身份、执行人等信息发现，主教的私人教士在令状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职业的的主教官员出现的次数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13世纪主教区的管理正在逐步走向规范。(45) 除了对主教以及教区的管理和制度进行研究外，一些学者尝试利用主教档案对英格兰教会进行综合式考察。J.R.H.摩尔曼(J.R.H.Moorman)于1945年出版的《13世纪英格兰教会生活》(46)以及1955年威廉·阿伯尔·潘廷(William Abel Pantin)出版的《14世纪英格兰教会》。(47)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两书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利用当时已出版的主教档案对教会的组织、制度、人员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如摩尔曼在《13世纪英格兰教会生活》中利用主教档案中教士任命记录的有关记载对不同性质的赞助人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作者认为，13世纪各类修会对堂区的占有导致了世俗赞助人数量的大量减少，并直接影响到了堂区教士和信徒的信仰生活。(48)同摩尔曼的研究类似，潘廷的《14世纪英格兰教会》所研究的内容也较为广泛，如在有关教会与国家的章节中，作者利用14世纪主教档案中教宗在英格兰任命教职(papal provision)的有关信息分析了14世纪教宗对英格兰教会事务的直接干预和影响。(49) 20世纪60、70年代之前，诸多围绕主教及教区管理与制度的研究对深化人们中世纪教会的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受到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聚焦于精英人物与制度史的研究视角使主教档案中大量其他方面的信息被当时的学者们所忽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受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影响，西方教会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转向。传统史学研究范式逐渐式微，与此同时提倡底层思维与社会史视角的新范式受到西方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推崇。随着研究视角和重心的转变，以中世纪主教档案为主的大批基础史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和利用，许多“隐藏”在主教档案中的信息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其中，作为教会“底层人物”的世俗教士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这些信息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 剑桥大学玛格丽特·波克(Margaret Bowker)在其《林肯主教区世俗教士1495-1520年》(50)中以林肯主教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1495-1514年)、汤姆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1514-1515年任主教)和威廉·阿特瓦特(William Atwater，1514-1521年在职)的主教档案汇编以及汉密尔顿·汤普森编订的《林肯主教区巡视1517-1531年》(51)为主要资料来源，对生活在1495到1520年间的林肯世俗教士获得圣俸的方式以及履职情况等展开了个案研究。几乎在同一时间，彼得·西斯(Peter Heath)出版了《宗教改革前夕的英格兰堂区教士》(52)一书，该书利用坎特伯雷、利奇菲尔德、伦敦、诺维奇、约克、赫劳福德、林肯等教区的主教档案对1450年到宗教改革时期的英格兰堂区教士进行了总体式的考察。如在研究教士晋升问题时，西斯通过分析13-14世纪伦敦主教档案中教士交换圣俸的记录后认为，激烈的教职竞争使得部分教士使用各种方法实现职业的晋升，其中一些教士为了晋升将自己的圣俸同他人进行交换，从事此类交换的中间商(brokers)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类现象的发生。(53) 弗吉尼亚·戴维斯(Virginia Davis)与尼古拉斯·本内特与则另辟蹊径。通过收集查阅1361至1539年的伦敦主教档案中关于教士神品晋升的记录，戴维斯于2000年出版了《中世纪晚期的伦敦教士：以1361-1539年伦敦主教区教士神品晋升名单为依据的教士档案》，(54)该书以群体传记的形式了整理汇集了1361-1539年间伦敦主教上万名教士的职业升迁信息。此后，林肯档案协会现任总主编堂本内特也采用了该方法出版了相关作品。2013、2016年本内特出版了两卷本《林肯郡区教士1214-1968：一种传记式档案》，(55)在该书中本内特对从13世纪韦尔斯的休到20世纪60年代主教肯尼斯·里奇斯(Kenneth Riches，1956-1974任主教)主教档案中涉及林肯郡(包括林肯和斯托两个执事长辖区)的堂区教士任职信息做了整理和归纳。结合其他史料，本内特“复原”了大部分林肯郡堂区教士的任职经历，并尽可能地为每一位教士建立了较为完善个人的信息库。 此外，随着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兴起，有学者尝试依靠主教档案对世俗教士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学分析，伯明翰大学的罗伯特·斯旺森(R.N.Swanson)便是其中之一。1989年，他出版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教会和社会》(56)一书，在有关世俗教士的章节中，作者利用包括林肯主教档案在内的多个主教区主教档案对中世纪晚期的世俗教士进行了社会史视角的研究和分析。如在分析教士辞职的有关问题时，斯旺森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汤姆斯·鲍彻主教档案中有关教士辞职的记录分析了教士辞职后的待遇问题。(57)1995年，斯旺森又出版了《欧洲的宗教与虔诚1215-1515年》(58)一书，在涉及堂区教士的章节中，作者以分散在13-16世纪英格兰主教档案中有关堂区教士和信徒之间互动的记载，对第四次拉特兰之后到宗教改革之前的世俗教士进行了社会史层面的考察，并对世俗教士和俗人之间关系存在的张力进行了深入解读。通过分析作者认为，虽然教会对世俗教士有诸多要求，但在实际运作中，信徒主导的信仰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了教士牧灵服务的开展。 除了利用主教档案对世俗教士进行了深入研究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主教档案中的其他内容进行了探索，并由此产生了不少新颖的成果和议题。如，林肯大学的菲利帕·霍斯金在《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和基本圣俸：针对俗人推荐权复杂性的一种新解决方法》(59)中运用格罗斯泰斯特主教档案中教士的任命信息对基本圣俸(simple benefice)制度进行了考察，此后她又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对主教文书中出现的印章和指纹进行了相关研究；(60)牛津大学的伊恩·福斯特(Ian Forrest)通过对中世纪晚期林肯、赫特福德等主教档案中对异端的记载完成了《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异端审查》(61)一书，此后他又以13世纪赫特福德(Hereford)主教档案对13世纪英格兰主教巡视制度的转型进行了分析；(62)此外，迈克尔·伯格(Michael Burger)在《主教、教士及13世纪英格兰主教区的治理》中以13世纪林肯、约克、伍斯特等主教档案中有关主教官僚机构的人员信息的记载，详细地分析了主教对有关管理人员的奖罚及彼此的影响与互动。(63) 可以说，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家对中世纪主教档案的使用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研究重心的改变与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中世纪主教档案的史料价值被进一步的发现和挖掘。不过，即便如此中世纪主教档案依然犹如一个充满未知的海洋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探索。对于如何更有效地挖掘和使用这些档案，或许我们可以像中世纪史大家C.R.切尼所说的那样深入理解并真诚的与它们对话，因为“中世纪主教档案就像是好孩子一样，他们从不和陌生人交流，只有你真诚的与他敞开心扉他才愿意开口说话。”(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