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演进和运行的意义 在太平洋岛国自主自治意识日益高涨、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南太平洋委员会以和平方式实现了自身主导权的根本性转移和顺畅运行，对于该组织本身、太平洋岛国以及相关大国而言，均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一）“非政治性”科学和术服务区域组织地位得到发展巩固 其实，南太平洋委员会的演进是一个“变”与“未变”的动态平衡进程——变的是主导权的和平转移，未变的则是其科学技术服务组织定位的不断强化。在太平洋岛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非政治性”，即回避政治独立问题，必然引起它们的不满。然而，从事后和长远看，“非政治性”却逐渐成为SPC的突出优势和力量所在。一则，太平洋岛国地区国家众多、文化多样、经济政治发展水平不一，利益分化、认同多元、政治分歧不可避免，任何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宗旨的区域组织都会面临内部纷争甚至解体的风险。这种情况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区域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身上正在出现。[48]二则，政治独立任务完成之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岛国政府和人民普遍而迫切诉求，而科学、技术和资金的匮乏正是小岛国实现发展的主要瓶颈和制约因素。在此形势之下，以推动岛国经济社会进步为使命的南太平洋委员会顺应时代之需，积极作为，地位不断巩固。1997年更名为“太平洋共同体”之后，更是进入了全新而活跃的发展时期，在南太地区合作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务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性影响不断扩大。 进入21世纪，太平洋岛国地区区域组织繁多、功能交叉问题日益突出，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被屡屡提及的区域组织框架改革问题再次被郑重提了出来。在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组织下，相关专题小组和专门人员进行了了广泛调研，A.V. 休斯（A.V. Hughes）、卡里奥佩特·塔瓦拉（Kaliopate Tavola）、娄·朋格里南（Lou Pangelinan）等人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思路。[49]这些思路尽管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SPC的影响以及对太平洋共同体作为未来区域组织框架重要支柱的重视和肯定。2007年第38届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将南太平洋教育评估董事会（the South Pacific Board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合并于SPC。这是实质性提升SPC地位的第一步。[50]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太平洋共同体、太平洋岛国论坛、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员会、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领导人在斐济苏瓦举行了具有历史性的联席会议，做出了把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员会相关职能和部门分解转移给太平洋共同体和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的区域组织框架改革决定，即把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员会气候变化的相关项目和职能划归南太平洋区域环境规划署，而其余所有项目和职能划归太平洋共同体，包括海洋地理数据搜集分析职、能源开发等，由下设的地理科学局负责。[51]至此，太平洋共同体作为区域科学和技术服务组织的地位得以扩大和巩固。 （二）培育了南太平洋地区主义观念并为大国保持在南太地区的存在提供了渠道和平台 1947年南太平洋委员会的建立，肇始了战后南太平洋区域合作运动，培育了区域主义的种子。在实践中，委员会始终把推动区域合作、培育区域主义作为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例如，1976年召开的第16届南太平洋大会，“地区主义”便被设定为大会主题。[52]此外，南太平洋委员会还衍生出其他一些区域组织。比如，1992年成为独立区域组织的南太平洋地区环境署，最初是1979年10月第19届南太平洋大会批准成立的一个下属机构。南太平洋委员会之所以成长为该地区代表性最为广泛、国际性最为突出的区域组织，是与其推动区域主义的开放性和广泛性分不开的。正如斐济前总理和总统卡米塞斯·马拉所言：“南太平洋委员会的一大特点是太平洋岛国论坛所不具备的，此即广泛性（universality）——在这里，一切国家，不论大小，不论政治发展程度，均具有一席之地。”在他看来，“广泛性”正是南太平洋委员会值得持续存在和给予支持的理由所在。[53] 以SPC为桥梁和平台，美澳新法四大成员国继续保持了在南太地区的存在。比如，对于一度形象不佳的法国，SPC恰恰是它及其属地“整合进太平洋的强大动力”。[54]这种存在，对于上述大国维护在南太的战略安全利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推动岛国经济社会进步，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南太诸多区域组织中，SPC之所以经费最为充裕，主要归功于大国的贡献。根据《太平洋共同体2016年度财务报告》，2016年SPC的会费收入为11,877,120美元，其中，澳大利亚320万美元、法国250万美元、新西兰205万美元、美国141.76万美元，四大国总计916.76万美元，占总会费的77.18%。澳大利亚和法国还自愿捐纳会费，分别达8967,576美元、363,962美元。此外，相关大国和国际组织还以“项目经费”（project funds）的形式，为SPC的诸多援助和开发项目提供援助，至2016年底，合计可利用项目经费达108,199,024美元。[55]不仅如此，得益于SPC的“非政治性”，德国、韩国、瑞典等非SPC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系统、欧盟、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都顺利发展成为SPC的“伙伴”，成功参与该地区事务。其中，欧盟已成为SPC第二大“资金援助伙伴”（Funding Partner），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韩国海洋科技院（KIOST）、瑞典国际发展合作局（SIDA）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则是SPC的“主要资金和知识伙伴”（Main Funding and Knowledge Partners），为南太岛国在海洋科技、医疗卫生、人文教育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着重要资金和知识援助。 （三）推动了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历史表明，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太平洋岛国是南太平洋委员会演变为“广泛性”区域组织的最大受益者。战后初期，为履行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之使命，南太平洋委员会特设“计划与评估委员会”，履行制定和评估工作规划的职能。1957年之前，南太平洋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业、渔业、林业、公共卫生、教育等经济社会领域进行基础研究；1957年之后，实用研究日益得到重视，为托管领地实际需要提供技术援助和相关培训成为工作重点，澳大利亚、法国和新西兰提供资金支持的“专项计划”（special projects）应运而生。[56]进入70年代以来，为适应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并提出自己的发展规划的新现实，南太平洋委员会在回顾和总结前30年工作的基础上[57]，对工作规划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概括而言：一是进一步拓展功能和工作领域，到80年代初涉及农村发展、青年和社区发展、特殊专业咨询、文化交流、培训便利化、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研究6大领域[58]；二是赋予推动区域范围内协调与合作更加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推出区域“协同计划”（corporate plan）和“战略计划”。在落实“区域主义框架”、制定面向未来战略计划方面，SPC表现得十分积极。“协同计划”酝酿于1996年，其目的是强化南太平洋委员会工作计划的透明度、公开性和效率；1999年正式公布和实施“1999~2003年协同计划”（Corporate Plan 1999 – 2003）。2003~2005年协同计划，则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太平洋岛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接，提出了更为具体和详细的目标。之后，根据区域一体化指导文件《太平洋计划》，又相继制定和实施了2006~2012年、2013~2015年两个协同计划。 战略计划始于2015年。该年推出的《太平洋共同体战略计划（2016~2020）》，确定了未来5年的三大战略目标和九项工作重点。其中，第一目标是让“太平洋地区的人民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受益”，为此提出四项工作重点：强化自然资源（渔业、森林、土地、农业、矿藏、水）的可持续管理、改善与国际市场的连通、加强可持续的运输和能源安全、增强政策制定和监督检查过程中获取和利用发展数据的能力。第二目标是增强太平洋共同体成员国的活力和适应力，为此提出两项工作重点：提升对气候变化和灾害多部门联动反应的能力；通过改善人权、性别平等、文化多样性和年轻人的机会而推动社会发展。第三目标是开发太平洋人民的潜能，实现其健康长寿的愿望，为此提出三项工作重点：改进对非传染性疾病和食品安全的跨部门联动反应能力；强化对公共卫生的区域性监控和反应；提高教育质量。[59]这些战略目标和工作重点，涵盖了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层面，直面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挑战，很好应和了各岛国政府的发展关切，为太平洋共同体更好服务于岛国人民提供了行动指南。 2017年初，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发布了长达90页的《2016年度太平洋共同体总结报告》，全面总结和详细梳理了开局之年在九大工作领域内所取得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亮点纷呈。比如，科技咨询方面，向成员国分发了90余项科技调研成果，极大改善了它们的知识状况、行为方式和工作流程；强化自然资源方面，为斐济农民提供了4.3万株蔬菜种苗，以帮助他们灾后重建；改善与国际市场的连通方面，协助斐济、汤加、萨摩亚和瓦努阿图27项新标准成功注册太平洋质量和标准体系；提升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方面，在帕劳中小学进行了18场应对灾难演习；改善人权方面，协助图瓦卢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开太平洋岛国人权事务之先河；公共卫生方面，协助13个国家和领地开展了公共卫生监控信息的备案和利用工作，等等。[60] “通过科学、知识和创新实现太平洋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宗旨性承诺醒目地标识在太平洋共同体官网主页。可以预言，太平洋共同体作为南太地区大家庭式、科技类国际组织的地位会更加巩固，而其在推动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亦将更加凸显。就此而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太平洋岛国发展战略精准对接的语境下，积极稳妥地建立和发展与太平洋共同体的关系、充分利用这一广阔而便利平台及其海量科研和知识数据，应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和政策议程。在笔者看来，从性质和宗旨而言，太平洋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大相通性：前者为“非政治性”科技援助组织，以推动太平洋岛国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一带一路”倡议同样不带有地缘政治目的、不以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分歧划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实现基础设施、经济商贸和人文科技等领域内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这种相通性，为我国与太平洋共同体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提供了基本可行性。当然，熟悉并适应太平洋共同体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及其组织文化，则是发展和推进此一合作关系的重要前提。而对这方面知识进行细致而准确的研究，则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