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民族地区快捷支付的发展方向 由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民族地区快捷支付的发展对于完善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筑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民族地区快捷支付却呈现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因此，如何趋利避害，因地制宜的在民族地区发展快捷支付，是我们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强化快捷支付平台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的合作 在社会选择理论中，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关系的最优状态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而言，自治政府的集体决策要在地区快捷支付的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在决策中充分考虑“民族性”因素与支付平台的适应性问题，使集体决策更好地满足个体的期望，实现效用的最大化。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2015年9月支付宝与呼和浩特市政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加强在医疗、社保、税务、物流等多领域合作，同时蚂蚁金服还联合淘宝、新浪微博、阿里巴巴集团建立“三大入口，一个平台”，推动呼和浩特市“互联网+城市服务”网络的形成，完善了自治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2016年支付宝公布的全民账单中，呼和浩特市人均支付金额为64924.3元，全国排第78位，居全区第一。可见，第三方支付平台与自治区政府合作的方式不仅利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民族自治地方推广业务，充分挖掘新兴市场的潜力，也有利于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方便人民生活、改善民生。同时，这种方式也有利于拓宽居民消费渠道[7]，转变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从而产生利益相关主体积极的非零和博弈的效果，进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积极引导快捷支付向非城镇区域发展 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之间的原生性差距在以快捷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被放大。因此，积极引导快捷支付在落后民族乡村地区发展，有利于刺激当地消费水平的提高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具有积极作用，体现了新的发展理念。同时，区域中心城市要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通过互联网金融的宣传和营销推进快捷支付向民族乡村地区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可以与这些地区建立合作关系，推进这些欠发达民族地区快捷支付业务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降低城乡差别成为身份认同阻碍的可能性，实现民族地区和人的全面与均衡发展。 (三)循序渐进，强化监督，防范风险 理性行为理论将行为意向视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行为意向则是个体基于对目标行动所带来的影响的正向情感与负向情感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态度和主观准则会从主客观两个侧面影响行为意向，态度以个人的价值评价标准为基础，主观准则则受限于周边客观环境的影响。因此，每一种结算方式从产生到发展，都要经历人们在理性判断上的一个较长的适应期，才会被社会广泛接受。以历史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巴地区统一人民币市场的斗争为例，我们看到，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政府垄断金融，随意铸造银钱，导致当地结算方式多样，金融混乱，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推行了“不过早、不强制推行人民币”的策略，通过加强少数民族地区贸易交流的方法逐步投放，这些措施建立在少数民族自觉乐用的基础之上，最终我们统一了货币[8]。而今，快捷支付作为一种新型支付方式，其技术优势越来越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在推广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尊重民族地方民众的意愿，在使用者感知价值实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民族地区社会主流价值判断对于快捷支付方式的认可，使其逐步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第三方支付平台依然存在着安全风险和操作性风险[9]，特别是教育水平的城乡差距使得操作性风险发生的概率在乡村地区大大增加，诈骗和隐私泄露导致的财产损失时有发生。因此，在快捷支付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个体偏好及支付渠道选择行为与民族地方实际的适应性问题，提示用户快捷支付可能导致的风险，不要因为过度推广给当地群众造成损失，从而引发民族地区不和谐因素，进而导致民族矛盾。 (四)注重对传统民族文化形式的保护 在人类生产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民族文化受到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而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使我们在处理新型经济文化形式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上要慎之又慎。基于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以及历史特殊论的角度，我们应当充分重视民族文化多样性给予我们的意义，即不同文化有其自身角度，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我们在发展现代快捷支付的同时，要注重民族地区传统经济文化形式的保护，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文化的先进有机结合，而不是仅仅从推崇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一味推进“现代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