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快捷支付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增进了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周边国家民族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生产力水平越高，对民族交往的需求就越迫切，民族交往就越频繁，而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民族在民族交往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我国民族自治区多位于边疆地区，“一带一路”愿景规划的提出，增强了民族地区与边疆邻国在社会交往与经济建设中的联动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快捷支付的技术优势可以对周边国家各民族产生吸引效应，提高快捷支付两大平台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而这两大平台又具有“一站式”社会媒介的功能，对于增进族际之间的互动产生正面效应，从而有利于促进边疆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和谐关系的建设。对于周边国家而言，只有通过增进民族交往，才能摆脱自身国家与民族的局限性，将先进的快捷支付技术纳入自己的经济文化体系，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于中东部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一带一路”为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基础性的差距使区域间发展水平进一步拉大的风险依然存在。快捷支付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其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增加民族地区金融机构的可流动资金，为后续民族地区建设投资以及资金的融通扩大了来源渠道，对于防范结构性不平衡的扩大具有重要意义。 跨界民族作为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角色”，一直是热点地区民族、宗教纷争的主体。快捷支付的跨界推广，构建了我国国内民族与国外民族在支付领域的共有平台，增强了与跨界民族在交往过程中的共同性因素，而这种频繁的族际交往有利于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和偏见，促进了跨界民族关系的和谐，降低了民族摩擦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四)快捷支付易对传统民族文化关系造成冲击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通过阐释经验和产生行为而习得并付诸实践的知识所获得的系统，具有敏感性和传承性的特点。在多民族国家框架下，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传统民族文化和现代化的协调往往涉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易引发国内民族矛盾。我们应看到，快捷支付作为工业化技术变革的产物，带来便捷支付的同时，也将支付平面化、网络化，使交易方式变得单一。这种“同质化”的文化趋向可能会带来文化多样性的消亡。而从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入的角度来看，原文化与流入文化互相渗透，形成新的社会文化体系，才是现代移民社会文化发展的科学趋向。我国许多民族地区至今都还广泛存在着极具民族特色与区域特点的民间集市，各族人民通过“赶街”不仅实现着各种物资的交流，而且传承着不同民族水乳交融般的民族关系[6]。而快捷支付带来的网络经济对这种传统的集市交易的冲击，会造成集市文化影响力的下降甚至消失。因此，我们在发展快捷支付的同时，也应注重传统民族交易方式的保护，使快捷支付与传统支付方式有机结合，有效融入民族文化之中，而不是使这种现代结算方式取代传统方式，从而实现现代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目标。 (五)支付方式变革会对网络社会关系产生形塑作用，对于线上与线下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 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社交平台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逐渐演化为两个空间维度，线上与线下的社会关系互为建构、互为编织。基于社会互动中参照群体理论的角度，个体对于某一群体的心理认同是其价值观和社会观形成的基准，并且会影响到其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网络的跨地域性将个体性不断扩大化，而现实中的民族与宗教因素在个体性的价值观形成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民族因素对于个体线上的互动与行为造成很大的影响。快捷支付作为线上经济关系的一个侧面，其将不同的人群在支付领域的行为和标准纳入同一框架下，强化了不同民族的人们在线上互动的共同性，使其在支付领域的互动关系建构在同一平台之上，消除了在支付领域线上互动的民族差异性因素，这对于和谐的线上民族关系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而线上空间和谐的民族关系接入到现实民族关系之中，对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线下的互动与情感联系具有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