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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地区发展快捷支付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的决定力量。任何时代的民族意识，都能从那个时代背景下鲜活的、反映民族自身生存、交往和发展的生产技术变革中找到答案[3]。今天，快捷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的重要衍生品，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快捷支付的发展运用，给各民族群众提供了在经济贸易交往交流中支付手段和形式上的共同标准和极大便利，各民族群众之间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共同性因素将极大丰富发展。可以说，民族地区快捷支付发展对夯实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起到具有时代特色的支撑作用。 (一)快捷支付对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经济关系的和谐和共同团结进步具有重要价值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变革都会带来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飞跃，进而对于国家内部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的人类社会迅速向信息化和网络化迈进，而快捷支付就是科技进步在支付领域带来的巨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能加强区域经济的专业化技术水平，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有可能会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负面效应。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民族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民族经济关系的平等逐渐成为民族平等的主要内容和政治平等的基石。但就具体的“量”而言，各民族经济关系呈现出民族共同繁荣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态势[4]。应当注意的是，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快捷支付作为影响民族经济关系的微观因素，一方面，由于民族地区互联网接入机会和技能的滞后，产生了“参与差距”和“数字鸿沟”，使地区性结构不平衡日益凸显，落后的民族地区逐渐被快捷支付发展的主流态势边缘化；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快捷支付发展不充分会对消除内需不足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阻碍效应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快捷支付的协调发展，对于民族地区抓住时代发展契机，增强区域内经济的专业技术水平，完善金融结构体系，实现“两个共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互嵌”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快捷支付有助于城市民族和谐关系的建设 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移民性发展趋向逐渐凸显，传统地域城市的封闭性逐渐被打破，伴随改革开放由东向西阶梯式推进的进程，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人口流动由“单向性”转向“互为主体”的态势，城市也成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场域。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快捷支付的发展一方面增强了经济互嵌结构中各民族成分之间的联动，对于民族互嵌关系中民族互嵌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差别意识的内化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推进民族社区多样化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正面效应[5]。而从社会融入理论的角度出发，快捷支付的发展对于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层面以及文化层面的融入具有积极意义，使其以他人行动为取向的社会行动与主流的行动方式更加一致，从而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性，能动而持续的融入城市生活之中。而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随着汉族人口的流入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作为互联网金融重要载体的快捷支付，已经成为在经济领域中的通用“语言”。这种“语言”的融入会对民族经济结构产生调节作用，而民族结构对民族关系的调适具有决定性影响。快捷支付顺应了现代民族交往开放性和便捷性的发展趋势，其高效性有益于城市中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强化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身份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