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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武器与美苏关系 随着曼哈顿工程的不断推进，原子弹的问世已经指日可待。在美国对苏关系中，核武器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愈来愈大。史汀生说得很明白，在美国的原子能政策中，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与苏联直接相关。(28)杜鲁门政府不仅延续了罗斯福的政策，将核武器视为实现美国政治和外交目标甚至是对付苏联的重要工具，而且还在多个场合对苏联发出核威胁。 杜鲁门在继任总统前对“曼哈顿工程”一无所知。1945年4月25日，史汀生向他汇报说，在今后四个月之内，美国将会研制成功一种“人类历史上迄今所知的最为可怕的武器”，一颗这样的炸弹能够摧毁整个城市。他同时警告说，尽管美国在原子弹研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控制着制造这一武器的资源，但美国不可能长久地保持这一优势，最有能力很快赶上美国的就是苏联。史汀生认为，对美国和世界而言，原子弹的研制包含着巨大危险，但同时也提供了难得机遇，能否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使原子能得到有效控制的国际机制，关乎世界的和平和人类文明未来的命运。他强调，与其他国家分享核秘密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分享将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如果可能，必须对原子能实施控制，使其成为世界和平的保障而非人类文明的威胁，建议在战后建立一个国际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史汀生同时也提出所谓“拖延战略”，认为现在与苏联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为时尚早，一切要等到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不仅如此，在公开核秘密之前，美国应尽可能多地占有世界其他地区的铀矿资源，以加强战后美国的谈判地位。(29)根据史汀生的建议，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就战后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控制等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不少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对于使用核武器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颇感不安，极力主张对其实施国际控制。最早推动美国政府做出研制原子弹决定的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主任西拉德，极为担心美国的政策势必在战后引发一场核军备竞赛，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他在一份通过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呈交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强调，原子弹给美国带来的暂时的某种军事优势，将由于在政治和战略上的严重失误而化为乌有；核武器的威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两个大国同时拥有它就不可能达成和平，除非这两个大国结成持久同盟。西拉德警告说，必须对铀和原子能的研究活动实施国际控制，否则美国人口密集、工业集中的城市中心最易成为核打击目标。在他看来，美国面临的最大直接危险是，原子弹的试验将很可能导致美苏之间的一场核军备竞赛，苏联很快就会成为核大国，结果将是两败俱伤。1945年5月底，他又将此备忘录交给即将出任国务卿的贝尔纳斯。(30)6月中旬，经过长时间讨论，以芝加哥大学詹姆斯·弗兰克为首的7名科学家联名向史汀生递交一份报告，强调原子弹的破坏力超过现有一切武器，并且没有有效的手段进行防御；为了避免日后出现核军备竞赛，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对核军备的国际核查制度，而美国对日本的突然核打击将会破坏这种必要的信任。报告认为，通过用原子弹突袭日本的办法而获得的军事优势，将由于丧失信义、造成全世界恐惧与憎恨以及国内公众舆论的谴责而化为乌有。报告建议美国应将原子弹投掷在无人居住的沙漠或荒岛上，并邀请各国派员前往参观，以见证其杀伤力，以此向全世界显示，虽然美国拥有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但并不投入使用；如果各国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那么美国将来也不会使用这类武器。这样，“就会为达成国际协议创造最良好的气氛”。报告表示，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核武器的毁灭力之大确实无可比拟。如果想充分利用核武器的有利因素，就必须采取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方式。(31)7月，西拉德起草一份有69名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书，再次强调原子能的发展将为各国提供新的毁灭手段，而原子弹只代表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在其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取得的破坏力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作为首先拥有这一武器的美国“也许要对开启一个无法想象其毁灭规模的时代大门而承担责任”。史汀生的特别助理向其汇报说，几乎所有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都十分担心原子弹的研制可能带来的严重危险，认为如不能对其实施有效的国际控制，其引发的军备竞赛或许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在。(32) 在美国事关原子能事务的决策层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清醒地认识到，考虑原子能控制和国际合作时，首要问题是看苏联的态度，主张美国应尽早与苏联进行磋商，通过情报分享等方式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布什、科南特建议，一旦原子弹研制出来，除了具体的生产细节外，其他一切资料都应立即公之于世。他们反对向日本某个城市首先使用原子弹，建议采取通过“显示”其威力的办法向日本发出威胁，除非立即投降，否则美国将对其实施核打击。(33)5月底和6月下旬，奥本海默与“临时委员会”中其他三名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就对日使用原子弹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鉴于核秘密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而美国的排他性政策势必会造成美苏关系紧张，并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相悖，建议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首脑会议上，如有适当时机，美国应告知苏联核武器的存在，向其说明美国打算用来打击日本，并希望今后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以确保这一武器成为和平的保障。他们强调，此举对美国是“极为有利的”，美苏原子能合作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的改善。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美国还应将这一信息同时通知法国、中国等国家，欢迎各国就加强原子能领域的国际合作献计献策。奥本海默等人强调，如果在原子弹实际使用之前提出有关原子能研究的信息交流，将会极大地加强美国的道义地位。(34)这一建议得到史汀生以及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支持。史汀生特别担心，如果在没有告知苏联的情况下美国就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影响，建议杜鲁门若在波茨坦会议上与斯大林相处融洽，就应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通报斯大林，并告知美国获悉苏联也在开展这一武器的研制工作，期盼能够就这一武器的国际控制问题展开磋商。马歇尔也表示，应将曼哈顿工程的相关情况告知作为盟友的苏联，甚至建议最好邀请两名苏联知名科学家实地观看即将进行的原子弹试验。(35) 美国最高决策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依然将核垄断视为与苏联进行谈判、谋取外交优势的重要砝码。杜鲁门认为，美国应继续保守核秘密，就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以及与苏联分享核秘密的时机还不成熟，苏联至少应该在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中国东北问题上作出妥协，才能换取美国同意采取这一措施。他确定，在成功向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决不应向苏联透露任何原子能研究的相关信息。(36)在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看来，核武器威力空前，有可能使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他担心，一旦美国将有关信息告知苏联，斯大林很可能要求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或者命令苏军立即对日宣战，届时美国将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贝尔纳斯赞同格罗夫斯的估计，即美国在原子能研究方面远远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由于缺乏铀资源，或许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制造出原子弹。因而，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核垄断可以为美国实现战略目标提供更为强有力的外交杠杆。他还认为，原子弹的威力会给苏联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促其在东欧问题上变得“更易管理”，否则要让苏联从东欧撤军将非常困难。(37)总之，在美国外交决策者眼中，原子弹已然成为对付苏联的一张“王牌”。在贝尔纳斯的推动下，“临时委员会”提出建议，认为对美国最为理想的行动方针是尽快推进原子弹的制造和研究工作，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尽一切努力改善与苏联的政治关系。贝尔纳斯或许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这两大目标其实完全相悖。(38) 1945年7月中旬，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波茨坦召开会议，这是杜鲁门首次与斯大林见面。实际上，早在4、5月份，斯大林、丘吉尔就曾提议举行首脑会晤，以便解决当时盟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杜鲁门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将会议日期推迟到7月中旬，即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进行试验的预定日期。奥本海默回忆说，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要求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必须完成原子弹研制工作，决不能向后拖延。在杜鲁门、史汀生等看来，原子弹试验的成功将大大增加美国与苏联谈判的筹码。(39)7月16日，试验成功的消息无疑令美国决策者大喜过望，认为这一最具毁灭性的武器不仅彻底扭转整个战局，甚至还将改变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进程。杜鲁门、贝尔纳斯、史汀生以及马歇尔等都确信，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使得苏联对日宣战已没有必要，一旦对日本使用这一武器，在苏联出兵之前日本就已经按照美国所提的条件投降了，这也意味着今后美国可以单独占领日本。(40)副国务卿格鲁认为，倘若苏联参战，蒙古、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都将落入其“势力范围”，甚至中国大陆和日本最后也将难以幸免。贝尔纳斯特别关注中国东北的大连和旅顺，担心一旦苏军进入，就很难再让他们撤走。(41)因而，美国领导人在会议上想方设法试图阻止至少是推迟苏联对日作战，并拒绝让斯大林参与《波茨坦公告》的讨论，也没有允许其签字，这令斯大林颇为不满。马歇尔则没有等到会议结束就提前回国，旨在向苏联表明在远东战场上美国不再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42)不仅如此，美国决策者决定，在波茨坦会议上暂不与苏联就解决世界上的其他问题进行谈判，一切都要等到对日使用原子弹之后。在贝尔纳斯看来，原子弹不仅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力量，而且将决定着美苏关系的发展，它的使用势必极大地震撼苏联领导人，对其产生影响，从而促其同意并接受美国的立场。对此，美国前驻苏大使戴维斯明确告诫说，核威胁对苏联不可能奏效，只能增加苏联对美国的敌意，给双方关系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43) 丘吉尔同样认为，原子弹试验的成功可以使美英“处于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这一武器或许能够促使苏联变得“听话一些”，并可以改变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力量对比。他表示，倘若苏联掌握核秘密，很可能意味着“文明的终结”，而现在美国则可以用其来塑造世界。他甚至提出可以警告斯大林，如果苏军不从东欧撤出，美英就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苏联数个重要城市夷为平地。(44)史汀生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称如果苏联领导人不对其国内政治和社会做出“根本性改革”，美国就不应与其共享核秘密。(45)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原子弹，杜鲁门此后判若两人，在谈判中充满自信，并主宰着整个会议进程。他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承认问题”和波兰的选举及边界问题不断对斯大林发号施令，指责苏联试图扩大在东欧、地中海以及土耳其的影响。(46)杜鲁门并没有像奥本海默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在首脑会议期间就原子能问题与苏联展开坦率会谈，只是在7月24日与斯大林的谈话中“不经意”提到美国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式武器。杜鲁门在日记中写到，斯大林“对此没有特别兴趣”，“他的反应只是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我们能够很好地对日本使用”。斯大林的这一态度令杜鲁门以及在一旁密切观察斯大林反应的丘吉尔颇感失望，贝尔纳斯等人甚至错误地认为斯大林根本没有明白杜鲁门所言的重要性。实际上，斯大林在三天之前就已经通过情报机关获悉美国原子弹试验的信息。(47) 1945年8月6日和8日，美国先后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几乎将两个城市夷为平地。应当说，杜鲁门的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军事考虑，旨在减少美军的战争伤亡，加快战争进程，美国研制原子弹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但在客观上，却对苏联以及美苏关系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正如一名英国驻莫斯科记者所言，在苏联，每个人都认识到原子弹已经成为世界权力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且确信美国对日使用这一武器的真正意图首先是要恐吓苏联。就连科南特也表示，除非尽快公开核秘密，否则苏联有理由确信，美国拥有原子弹这一事实本身就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48)的确，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正目标不是日本，而是对苏联进行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一场“新的甚至是更可怕的毁灭性战争”，美国的核垄断使苏联的安全陷入危险境地。(49) 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对斯大林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且复杂的，最直接的结果是促使斯大林加快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并于8月9日对日宣战。本来他打算在中下旬对日发起进攻，而原子弹的使用令其颇为担心，日本有可能在苏联出兵之前就已经向美国投降了。在舆论宣传方面，为了尽可能减少苏联民众以及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对原子弹的恐惧，斯大林等在公开场合对原子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认为从军事上来看，原子弹“并不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现在或许只有一两颗原子弹，即使再多一些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美国只是试图借助原子弹进行讹诈和威胁，而不会真的发动战争。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斯大林强调，“我不认为原子弹像某些政治活动家所说的那样厉害。原子弹是用来吓唬神经衰弱的人的，但它不能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对决定战争的命运来说，原子弹是完全不够的”。8月11日，苏联领导人在与到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会谈时，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原子弹问题。苏联军方更是对原子弹采取几乎完全无视的态度。1945年至1946年间，其公开和内部发行的报纸和期刊发表的有关原子弹的文章只有三篇。(50) 在外交方面，原子弹的使用无疑使苏联领导人对西方原有的疑虑大大加深。斯大林于9月中下旬数次指示正在伦敦参加盟国外长会议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定要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坚持到底，决不能向美英作出丝毫让步，会议的失败对苏联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他强调，如果屈从于西方威胁，苏联将会一无所得。因而，莫洛托夫在会议上不仅要求美英不要插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而且还希望西方国家承认苏联在地中海以及非洲一些地区享有的权益，并提出苏联应参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贝尔纳斯显然被激怒了。他本以为慑于原子弹的威力，苏联会变得“驯服一些”，从而作出必要的让步。苏联在伦敦外长会议上之所以立场强硬，就是要向西方国家表明，尽管美国拥有核武器，但对苏联来说并不可怕，核威胁对苏联不起作用。(51)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苏联领导人决定全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实际上，早在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之时，苏联科学家同样开始关注原子能问题。尽管美英采取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但从1941年秋至1945年，苏联情报部门仍陆续获得了核武器研制的近万页相关情报。(52)1942年底，斯大林指示国防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实施原子能发展计划，并由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负责具体的技术研究工作。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表面上对杜鲁门所说的美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的消息无动于衷，但实际上，他随即要求苏联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速度，强调杜鲁门企图依靠原子弹向苏联施压，“但是这种讹诈和威胁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苏联决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拥有对苏联的决定性优势。(53) 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不久，苏联领导层即于8月中旬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加快原子能研究事宜。斯大林向库尔恰托夫等人强调，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世界，力量均势已经被破坏，他要求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使苏联“免受巨大的威胁”。在他看来，美国拥有原子弹而苏联却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库尔恰托夫表示，如果各项工作都得到全方位支持，可以在五年之内研制出苏联第一颗原子弹。(54)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国防委员会于8月20日成立负责管理原子能和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特别委员会，并赋予其极大权力，主要任务是首先在苏联寻找铀矿，并设法从东欧或其他国家获得铀矿资源和原子能研究的新技术，尽快研制出原子弹。斯大林强调，研制工作一定要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全党来进行，并且要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与此同时，苏联情报机构和外交官不仅广泛开展相关情报的收集工作，而且还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实地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苏联科学家据此对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分析。(55)尽管苏联在战后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仍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共约有40万人直接投入到这一工作，另有其他相关工作人员近30万人，其规模远远超过美国的曼哈顿工程。斯大林于1946年1月25日指示库尔恰托夫，研究工作一定要以“俄国的规模”全面展开，在主要方面“决定性地向前推进”，苏联政府将为此尽一切努力提供“最广泛、最大限度的帮助”。1946年苏联投入科学研究的预算为前一年的三倍多，(56)12月，苏联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宣告了美国核垄断时代的结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