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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的失败 1945年11月15日，杜鲁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在华盛顿会晤时就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达成一致，提出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委员会，并由其提出如下建议：在所有国家之间扩大交流用于和平事业的基本科学知识；采取必要措施对原子能研究实施国际控制，以保证其只用于和平用途；消除各国军备中的核武器以及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通过视察和其他有效的保障方法，以保护履行该协议的国家不受违约及规避行为的危害。杜鲁门表示，美国要致力于通过新成立的联合国，而不是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的方式实现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76)在发表这一公开声明的同时，杜鲁门私下则向艾德礼表示，美国将遵守罗斯福向丘吉尔所作出的承诺，在核垄断方面仍将视英国为美国的伙伴。英国方面显然对此非常满意。16日，美、英、加三国领导人签署一份秘密文件，重申三方将在原子能领域继续保持全面而有效的合作，“联合政策委员会”将以适当形式继续存在，就三方的原子能合作事宜提出指导建议，“联合开发托拉斯”则同样行使自己的职能。此时，该机构已控制了世界各地97％的铀矿石和65％的钍矿。而由格罗夫斯与安德森负责起草的备忘录则进一步确定：除非经过协商，美、英、加三国同意不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和机构及个人泄露任何信息或进行任何有关原子能的谈判；三国政府将通过购买或其他措施确保控制或占有包括三国在内的所有铀、钍资源，同时尽一切努力从英联邦和其他地区获取资源供应，将其置于“联合开发托拉斯”管辖之下，并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下基于科学研究、军事和人道主义目的在三国之间按需分配；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应继续保持全面、有效的合作；只要符合“联合政策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原子能设施的设计、建造和运行等方面的合作原则上也是“适宜的”。(77)显而易见，美、英、加三方会谈的意图是旨在继续维护核垄断，并谋求利用联合国使其核垄断合法化，而这与原子能国际控制的目标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苏联方面本来就对美国没有邀请其参加三方会谈大为光火，而联合声明根本没有提及苏联，也没有表示要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与其进行磋商，这就使苏联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根本无意与苏联分享核秘密，而且还试图以此来威胁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美国推行的“原子外交”正把世界拖回战前的“旧时代”，并企图重建反苏集团。(78)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大都对西方的建议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些国家旨在利用核武器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以迫使其屈从于美国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削弱其在联合国以及东欧等地区的地位，使苏联降为二等国家，这一联合声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和英国对苏联的敌视。前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甚至明确表示，在核武器方面与西方国家的任何谈判都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对苏联来说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对这一问题完全置之不理。莫洛托夫则公开警告美国，不要试图用原子弹对苏联进行讹诈，苏联很快就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并明确表示不会在美国的核讹诈面前作出任何让步。(79)美、英驻苏大使哈里曼和克尔都认为，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核武器已经成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对苏联军事力量的一种抵消，这进一步增加了其不安全感。(80)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国内，包括富布赖特、莫尔斯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也对美国政府没有邀请苏联参加会谈表示不满，敦促杜鲁门立即与苏联就原子能研究与控制问题展开磋商。(81) 为了促使苏联接受西方三国的联合声明，贝尔纳斯于11月底向苏联方面提议，在莫斯科举行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讨论包括原子能国际控制在内的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李维诺夫看来，这一提议意味着美英从其以前的“压力”政策后退了，转而试图就战后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是苏联奉行强硬政策的结果。(82)斯大林指示苏联外交部，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仍应坚持这一政策。12月11日，苏联外交部就美、英、加联合声明起草了一份反建议，明确提出禁止将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停止制造并且销毁现存核武器。 对于美国来说，原子能国际控制无疑是此次莫斯科外长会议的核心议题。贝尔纳斯将其列为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但莫洛托夫坚持要求将其列为最后一项议程，并且在会议期间又两次提出推迟讨论这一议题，理由是苏联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美国的方案。苏联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向西方国家表明，这一问题对苏联来说无关紧要。同时，这也是为了借以观察美国是否在解决事关苏联重大利益的东欧问题上作出妥协。 起初，美国国务院拟定了一份就美苏扩大两国科学家交流和加强双方在科学情报、工程技术信息及资料方面交流的谈判文件，但遭到军方和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担心美国此举有可能泄露制造原子弹的重要信息。福里斯特尔向贝尔纳斯抱怨，他“强烈感到”这一方案走得“实在有些太远了”。(83)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等人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意味着把原子弹“送给”苏联，强调必须首先确立一整套完整的核查制度才能开始原子能的信息交流。范登堡则表示对这一计划“极为震惊”，称“我们认为科学家以及科学情报的交流纯属绥靖”。(84)在此情形下，杜鲁门只得指示艾奇逊致电贝尔纳斯，要求提出的任何建议事先都必须征得华盛顿的同意；除非双方就核查和安全保障事项方面达成一致，目前不得向苏联方面公开任何有关原子弹的情报，也不要就信息交流作出任何承诺。(85)即便如此，仍未能平息那些议员的不满。恰恰在核查以及安全保障措施问题上，美苏会谈陷入僵局。莫洛托夫拒绝美国提出的在原子能控制方面分阶段进行的建议，而是要求在安理会的领导下由原子能委员会直接采取行动，以确保各国的原子能研究只用于和平目的，消除各国军备中的核武器及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苏联最终同意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框架内进行谈判，这是莫斯科外长会议取得的最主要成果。 1946年1月初，艾奇逊受命负责制定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他随即要求由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利连撒尔、奥本海默等组成的顾问小组提出具体建议。在利连撒尔看来，顾问小组的任务是提出一种可能被各国特别是苏联接受的方案。顾问小组认为，仅靠联合国通过的一纸协议宣布核武器“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应将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建立在制裁上，而是要努力控制发展原子能所必需的材料上。经过反复讨论，顾问小组于3月中旬向国务院提交一份政策报告，即“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该报告主要由奥本海默起草，建议成立联合国原子能开发署，由其对世界各国的核材料、技术和生产设施实行国际控制；任何国家都不得制造原子弹，美国将随即停止核武器的生产，并拆除已有的原子弹；各国可以本着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的进行研究。奥本海默认为，这种完全的透明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工业、技术、材料等资源来秘密制造核武器。美国舆论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这一方案为解决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带来了希望，但实际上美国并未在原子能问题上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苏联却不得不将研究工作完全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这对苏联来说显然不可接受。(86) 在贝尔纳斯的大力举荐下，杜鲁门任命华尔街的一位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为美国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谈判代表。巴鲁克在美国政界享有较高威望，特别是在参议院颇受尊重，但基本上没有涉足过外交领域，对原子能事务更是一无所知。因而，艾奇逊、利连撒尔、布什、科南特等都对杜鲁门的这一任命大为失望，奥本海默则拒绝担任巴鲁克的科学顾问。但巴鲁克决意要在原子能国际控制方面行使自己的权力。杜鲁门、贝尔纳斯都向他表示，艾奇逊、利连撒尔等人起草的报告只是一份“工作草案”，并非是得到批准的政策文件，美国政府最终的方案要由巴鲁克来提出。(87)很快，巴鲁克就组建了自己的顾问班子，并着手对艾奇逊、利连撒尔的报告作出重大修改，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巴鲁克计划。 巴鲁克及其顾问认为，首先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可靠的安全保障措施，美国才能拆除已有的核设施，并与苏联进行相关的信息交流；联合国应授权美国储备一些核武器来进行遏制；一旦就原子能问题达成协议，任何违反协议的国家都将立即受到严厉的制裁和惩罚，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在原子能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能行使否决权；在签署原子能国际控制协议之前，应由原子能开发署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铀、钍等材料进行调查。无疑，巴鲁克的这些主张旨在维护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确保美国无限期地保留核武器和核工厂。尽管这一计划遭到艾奇逊、奥本海默等人的强烈反对，认为苏联根本不可能接受，但却得到美国最高决策者的支持。杜鲁门认为，要想使原子能委员会有效地工作，必须赋予其惩罚可能的违约者的权力，他赞成巴鲁克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88)6月14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的开幕式上，巴鲁克正式提出美国的国际原子能控制建议，并得到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支持。(89) 巴鲁克计划将苏联置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接受这一计划意味着将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永远受制于人，并且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从而在军事力量对比方面远逊于美国；倘若拒绝，则会背负上发动冷战、热衷于核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的罪名。实际上，对于美国是否真的愿意实行原子能国际控制，苏联方面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国内在讨论原子能问题时具有明显的“反苏”特征，美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愿意朝着在原子能控制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方向迈进，而是要处心积虑地设置重重障碍，想方设法尽可能长时间维护其核垄断地位，并以此向苏联施压；除非国际原子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美国不会遵守。对此，苏联外交部确定的行动方针是，在回击美国的消极立场的同时，尽一切努力引导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朝着苏联所需要的方向发展。 美国的方案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原子外交的产物”，企图“统治世界”。6月19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提出建议，要求签署一项永久的、对所有国家都公开的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各国禁止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核武器，并禁止以利用原子能为基础的各类武器的制造和储存；要求在批准该条约3个月后销毁一切现有的核武器；任何违反公约的行为应被视为最严重的反人道罪，应给予严厉惩罚；一切国家，无论其是否为联合国成员国，均应履行该条约的一切规定。他强调，苏联决不接受对否决权问题的任何变动，这实际上彻底否决了巴鲁克计划，同时他还要求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来讨论这一计划。在苏联方面看来，由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委员会12名委员中，西方国家的代表有10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一机构显然不是讨论核裁军的恰当场所。(90)10月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进一步阐述了苏联的全面裁军计划，并敦促美国放弃核垄断企图。 苏联的核裁军计划显然也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警告，战后美国在军队复员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如果现在再停止制造原子弹，“我们将处于几乎没有防御的地步，只有极少量的军队可用来对付苏联”。杜鲁门此时根本无意就核裁军问题与苏联进行认真谈判，认为苏联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停止生产并销毁这类武器的建议“等于要求我们销毁我们的原子弹”，如果美国接受苏联的这一立场就会被“剥夺一切”，“我们现在因原子能方面的发现和创造而获得的优势和安全就会丧失殆尽”。他向巴鲁克强调，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应刀枪入库，“除非我们能够确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会武装起来反对我们”，要求他坚持既定立场。(91) 美苏双方都坚持己见，毫不退让。巴鲁克强调，鉴于事关重大，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不可能与苏联进行任何交易，苏联要么全面接受，要么停止谈判，别无其他选择。巴鲁克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美国在谈判中居于主导地位，苏联则因为尚未拥有核武器而处于劣势，将不得不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其二，不论谈判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在他看来，如果美国继续保持核垄断的话，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毕竟美国已经有了原子弹，而苏联没有，而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也不会有。他私下向共和党领袖范登堡保证说，在每一个阶段如果没有对美国国家安全适当而又可靠的保障和保护，他决不会同意任何公开核秘密或拆除美国已有原子弹的行动。(92)巴鲁克、格罗夫斯等都对原子弹的垄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认为苏联不可能很快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可能需要15年或者20年的时间；杜鲁门甚至称苏联人永远也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倘若谈判破裂，则可促使美国民众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危险，从而使得美国政府扩充军备的行动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美国政府的这一企图显然达到了预期目的。1946年11月的民意测验表明，支持美国继续制造更多原子弹的民众已从4月份的61％升至72％。(93)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因为如此，美国的谈判态度才表现出异常的僵硬，对达成协议毫无诚意。 巴鲁克关于苏联会作出让步的估计结果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联方面明确表示，对于美国的方案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都不能接受，并称美国提出的有关核查建议是对一个国家主权的侵犯。鉴于双方立场针锋相对，直至12月底谈判仍毫无进展。巴鲁克要求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对美国的建议投票表决，旨在将国际社会未能就原子能国际控制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苏联。美国的方案以10对0票获得通过，并送交安理会进一步审议，苏联和波兰投了弃权票。由于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得到苏联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苏联有可能行使否决权，以阻止巴鲁克计划在安理会通过。1947年1月，巴鲁克宣布辞去美国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职务。尽管在联合国的谈判仍在继续，由于美苏分歧严重，显然不可能达成协议。1948年初，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表示，谈判陷入僵局并中止活动，这也宣告了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失败。 表面看来，在原子能国际控制问题上，美苏围绕着核查、主权等问题争执不下，实际上，双方的谈判主要是出于政治和道义以及宣传上的需要，都不会而且也没有为达成协议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就美国而言，不论是艾奇逊—利连撒尔计划还是巴鲁克计划，实质上都是在竭力维护美国核垄断地位的同时，将苏联的原子能研究置于其监控之下。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政策的矛盾性。一方面，为了阻止苏联研制原子弹，美国决策者将原子能国际控制列为其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但另一方面，美国又将核武器视为实现政治和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无意放弃对核武器的垄断，担心一旦失去这种垄断，美国的安全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因为原子弹用来打击美国这类高度发达、工业集中的国家最为有效。(94)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之后，杜鲁门即发表声明称，在一个法纪荡然的世界里，原子弹如若失控，将造成极大危险。他强调，不会公开有关原子弹研制过程及其军事用途的任何信息，美国必须担负起这一新型武器的“托管人”的角色，以保护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免遭被全面摧毁的危险。随后他又多次表示，美国是原子弹“神圣的托管人”，不会与任何国家分享核秘密，宣称由美国来托管核武器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95)不言而喻，所谓“托管”不过是“垄断”的代名词而已。杜鲁门坦承，美国的政策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但美国“将处于领先地位”。就在美、英、加三国领导人会晤结束不到一周，杜鲁门就公开宣称，出于“试验”需要，美国将继续制造原子弹。(96) 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自1946年初，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变得更趋强硬。驻苏使馆代办凯南、白宫顾问克利福德和埃尔西都先后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僵硬性”、“扩张性”以及美苏关系的发展前景作了详细分析和阐释，强调不论美国如何行事，都不会改变苏联政策的基本特性及其对西方的敌意；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必须大力扩充军备，唯有实力才是使苏联领导人明白的唯一语言。这些观点赢得了美国最高决策者的赞成，并为遏制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97)丘吉尔则由杜鲁门陪同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说，公开指责苏联在东欧构筑起一道“铁幕”。甚至连一直要求对原子能实施国际控制的史汀生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建议美国政府应立即尽可能多地制造各类核武器。(98)可以想见，在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的敌意日渐加深的情形下，双方围绕原子能国际控制的谈判注定难以成功。 在原子能国际控制方面，美国军方一直持反对态度。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陆军航空兵的一位高级将领诺斯塔德即致函格罗夫斯，要求扩大原子弹的生产，以便准备将来对苏联发起进攻。他将苏联66座城市列为核打击目标，认为要彻底摧毁这些城市至少需要123颗原子弹。这是美国军方中较早提出的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计划。(99)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最为担心的就是一旦苏联掌握了核武器，将会极大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强调美国“要想确保和平时期的安全和在未来的重大冲突中获胜”，就必须尽可能保持在核武器领域的优势地位。(100)1946年1月，参联会所属的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提出报告强调，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完全享有主权的情况下，要想对核武器实行有效的国际控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101)军方领导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就是因为享有核垄断。他们强调，战后美国的常规力量已大为减少，原子弹成为美国军事力量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组成部分，即使美国暂时垄断核武器，对于确保局势的稳定乃至长久的和平也是极为关键的，今后采取的任何禁止核试验的措施都将对美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其结果只能使美国的优势减少，而其他国家的力量却不会受到削弱。在军方领导人看来，此举将威胁到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军方的意见是，原子弹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对美国的安全以及对外政策的实施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决不能对美国制造或使用这一武器的能力进行限制。巴鲁克曾就原子能控制问题征询了多位军方高层的意见，他们的看法对巴鲁克显然产生了较大影响。(102)令军方欣喜的是，所谓的原子能国际控制谈判不过是美苏两国进行的一场宣传战而已。格罗夫斯表示，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失败可以确保美国在这一领域享有更长时间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自1945年下半年，美国军方已将苏联视为美国潜在的最大威胁，开始拟定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并不断修改完善。原子弹已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到1946年8月，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达到了每星期两颗的速度。(103) 即使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巴鲁克计划进行激烈争论之时，美国于1946年7月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珊瑚岛上仍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在苏联看来，美国一方面赞成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一方面却不断发展和完善核武器，并将其作为在国际政治中进行讹诈的工具。受邀观看美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一名苏联专家在旧金山登岸伊始即向媒体宣布，苏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原子能研究，既有原料也有技术人员，用不了多久就会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104)毫无疑问，美国的核试验不仅破坏了原子能国际控制谈判，而且进一步刺激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这样一种流行观点：罗斯福远比杜鲁门熟谙国际事务，更注重大国之间的合作，如果他没有在1945年4月去世的话，美苏同盟关系或许能持续下去，而杜鲁门由于缺乏处理国际事务以及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没有很好地解决美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东欧问题上态度僵硬，最终导致冷战的发生。(105)换言之，美国领导人在关键时刻的突然更迭加速了美苏冷战的到来。这种观点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核政策方面，应该说杜鲁门的做法与罗斯福并无二致，都是要竭力维护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并将其视为实现美国目标的重要工具。就当时而言，核武器问题实质上体现的是美苏双边关系。格罗夫斯曾言，曼哈顿工程从一开始就是基于苏联是美国的潜在对手而进行的，所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主要也是针对苏联。从这一意义上讲，罗斯福在原子能问题上所确定的美英垄断政策实际上已经为冷战的到来铺平了道路。(106) 当然，冷战的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既涉及美苏长期的意识形态分歧，也与当时双方在东欧、亚洲等地区的激烈争夺密切相关，核武器在其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作为一种具有毁灭性的武器，原子弹必须置于美国的绝对控制之下，只有美国担负起“监管”的责任，才能避免核战争的爆发，并使原子能研究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美国率先掌握了核秘密，使其对苏政策愈发强硬，不断要求苏联在东欧、中东及东亚问题上作出让步。如果没有这一武器，美国领导人的基本政策或许不会改变，但在与苏联打交道过程中态度有可能变得不至过于僵硬。自然，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政策进一步激起苏联的强烈反应。斯大林多次要求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要立场坚定，决不能在美国的核威胁下退缩。同时，美国垄断核武器也使得苏联对整个东欧地区作为缓冲地带和桥头堡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双方的矛盾以及对东欧的争夺变得更为激烈。 毫无疑问，核武器虽然不是冷战的产物，但在促使战时美苏同盟瓦解、冷战爆发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从核武器角度而言，冷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所决定的。实际上，即使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也是纷争迭起，更何况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对立的美国和苏联，双方的冲突显然在所难免。战时美英两国将苏联排除在外、秘密研制核武器，无疑为日后三方关系的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这一武器不仅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实现美国外交和政治目标的一张“王牌”，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同样，苏联领导人也将其视为对付美国和西方、维护国家安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在原子弹研制方面实施严格的保密政策，并在多个场合向苏联方面进行核讹诈，试图以此促其妥协让步，这不仅大大恶化了双方关系，同时也加剧了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较量。而“巴鲁克计划”试图通过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来达到垄断核秘密、阻止苏联和其他国家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更使得美苏之间的猜疑和隔阂进一步加深。从根本上说，美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是双方长久以来缺乏必要信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核武器的出现不仅强化了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的对抗，而且围绕着垄断与反垄断，美苏展开了激烈角逐，由此拉开了愈演愈烈的核军备竞赛的序幕，而这恰恰构成了冷战最基本特征之一。 感谢南开大学王薇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教授、中山大学史宏飞博士在资料收集方面所给予的帮助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