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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鲜的主要观点 朝鲜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尚未开始流行朝鲜王朝时柳得恭提出的所谓统一新罗与渤海国是“南北国时代”论的观点，也没有将渤海看做本国的历史。朝鲜领导人在50年代提出“主体思想”建设之后，朝鲜学界开始对本国历史体系重新构建，于是对于渤海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62年，朴时亨撰写了奠定朝鲜学术界对于渤海史研究认识的《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学术论文。[23]该文不仅重拾了朝鲜王朝时代柳得恭提出的“南北国时代”的论调，而且提出了渤海国全方位继承高句丽的观点，确定了朝鲜渤海史研究的基本方向，并且为朝鲜日后渤海史研究构筑了基本的体系。此文不仅在朝鲜反响强烈，还对韩国的渤海史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可以说，该文是现当代整个朝鲜半岛研究渤海史的先驱。在这篇文章里，朴时亨论及了有关渤海史的诸多方面，其中关于渤海王族大氏的族属、民族构成的问题影响最为巨大。其结论无非是“渤海在居民、领域、主权等一切方面都是高句丽的后继国，同时文化方面也是优秀的高句丽继承者和发扬着。”明确了朝鲜历史中的渤海史地位，更是将渤海史及其民族构成与后来的朝鲜民族强行地联系在了一起。该观点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不仅朝鲜学界，甚至韩国学界的认可和支持。随后在1979年，朴时亨又撰写了《渤海史》[24]一书。该书在其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渤海的历史，并且更为细致的论证了渤海继承自高句丽、大祚荣大氏出自高句丽高氏，两者为“同源异氏”、渤海国内起决定因素和主导作用的是高句丽人等观点。[25]在随后的20余年里，朝鲜学界的所有研究都围绕朴时亨的基本观点开展，从不同角度加以补充、完善和重复着朴时亨的立场，[26]成为朝鲜“主体史学”的基础。[27] 与二十世纪80年代朝鲜学界对于渤海史认识相比，进入90年代，朝鲜学界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28]1997年，朝鲜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张国钟出版了《渤海史研究》（1）一书，[29]在该著作中，张国钟一改朴时亨《渤海史》中认为渤海国内虽然在社会上层高句丽人占据主导地位，但靺鞨人在国民人数上有绝对优势的观点，认为渤海居民构成中高句丽人的后裔所占的比重至少是70-80%，而靺鞨和其他种族只占20-30%。[30]2001年，韩国方面出版了张国钟的另一部著作《渤海国与靺鞨族》。[31]张国钟在此书中进一步发挥了《渤海史研究》（1）中所提出的观点，尤其是关于渤海国居民构成的观点。此书第四章“靺鞨族”中，张国钟提出，“在渤海本土上，古代时期古朝鲜人生活着，而到了高句丽、渤海时期占此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高句丽人”；“把渤海本土上的大部分居民看做靺鞨人的观点是对渤海国的‘歪曲’”；“《隋书·靺鞨传》和《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的靺鞨七部是‘捏造’”。[32]第五章“对渤海——粟末靺鞨论和渤海靺鞨论的批判”中，张国钟阐述了这种观点之所以出现的原因和经过，认为是“过去大国主义和事大主义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历史进行歪曲”的结果，是“彻头彻尾的虚构和捏造”，应该对其加以“暴露和批判”。[33]受张国钟关于渤海国民族构成观点改变的影响，朝鲜学界的研究也随之改变。[34]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自这以后朝鲜学界渤海史的研究质量，相比朴时亨时代，不仅没有进步，甚至说是在倒退。 三 韩国的主要观点 20世纪60年开始，韩国开始加强了渤海史研究，基本与朝鲜朴时亨的研究同步，观点也受其影响。其中，对于渤海族属问题，即对民族起源、所属系统和民族构成方面的探讨，是其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韩国学界主要强调渤海在韩国古代史上的地位，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渤海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另外，涉及渤海族属定位的问题，便是探讨渤海跟新罗的关系，同样强调所谓“南北国时代”论，认为渤海和新罗乃同族分裂的关系。 关于渤海的族属。韩国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学术代表是李龙范。[35]李龙范在《渤海史研究的回顾和国史》中主张，“从韩国史的立场”对渤海史加以解释，提出应该将渤海史作为“韩国史来处理”的认识。[36]他在《渤海王国的社会结构和高句丽的遗裔》中主张渤海是高句丽遗民所建立的复兴国家。[37]在其渤海史研究集大成之作《韩国史》中所载的《渤海国的成立及文化》，作者在强调渤海乃是高句丽国家的基础上，指出渤海的社会结构的分层的，高句丽血统的王室高高在上，统治层也都由高句丽遗民构成，以下才是在行政机构任职的靺鞨人；未开化的靺鞨人位于社会最底层，身份为奴隶、部曲等。[38] 对于靺鞨在渤海国中充当的角色和地位，成为韩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权五重的《试论靺鞨的种族系统》主要分析探讨了渤海国种族构成中的靺鞨要素。他指出，渤海国的主要构成部分是靺鞨部族，但是历史上靺鞨部族的分布与构成并非如史书所记载的那么简单。高句丽的灭亡，传统上的靺鞨部族中一部分随之解体，产生了一个新的部族；这个新部族虽然仍被称作靺鞨，但是在高句丽灭亡前后，统属于粟末部的南部地区的靺鞨部族，与北部地区的靺鞨部族之间，存在文化上、民族上的巨大差异。[39]应该说这种认识是相对客观和准确的，所以该文章的观点不仅在韩国，乃至在其他地区亦影响深远。 另一位渤海史研究著名学者为韩圭哲，他认为《新唐书·渤海传》是基于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北狄史观下的片面记载，“靺鞨”只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和“卑称”。[40]因此，渤海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都是高句丽人；“别种”是指“高句丽的边疆居民”；所谓大祚荣为“本粟末靺鞨”是指大祚荣的出生之地，即粟末水（松花江）流域；《新唐书·渤海传》排除了“别种”所具有的“高句丽边疆居民”之意，只强调了大祚荣“附属于高句丽”的政治性。[41]同样是一位坚持认为渤海对高句丽具有继承性的韩国学者。[42] 在渤海族源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卢泰敦的《渤海国住民的构成与渤海人的族源》，其主要考察了在渤海国内起主导作用的部族的族源。首先指出渤海人与女真人从渤海国建国之时就存在民族差异；渤海国的居民从初创期就显示出双重性，即所谓“土人”与靺鞨人，这还关系到地方统治机构的两重性，土人即渤海人，靺鞨人发展为女真人；渤海乃来自于土人，是以高句丽人为中心，一部分高句丽化的靺鞨人与之融合而成的族属，渤海人有明确的高句丽继承意识；大氏王族则是居住在粟末水流域边寨的高句丽系人；渤海人的族源是高句丽人，渤海国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渤海国的上述性质可以通过当时邻国的居民得以确认。[43] 总之，就渤海诸族构成方面，韩国知名学者及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渤海是高句丽人及其遗民建立的国家或继承高句丽的国家，[44]这一点在民科学者中更是被强烈推崇。[45]但韩国学界对于大祚荣和渤海国内种族构成等族源和族属问题，并不像朝鲜那样持有绝对的一边倒的现象，而是承认大祚荣为靺鞨人和大祚荣为高句丽人的观点并存。但最终结论还是倾向如“大祚荣是同化于高句丽的靺鞨人”；渤海国内种族构成还是高句丽人占主导地位，靺鞨人处于被统治地位等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