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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区隔：朝鲜族跨国流动群体的认同困惑 朝鲜族背井离乡赴韩务工，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空间移动过程，更是一次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过程，需要重新调整其心理归属和行为方式。尽管“同源同族”，但由于双方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很多朝鲜族感到在韩国的工作和生活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尽管朝鲜族为了适应在韩的工作和生活，被迫或主动调整自身的心理和行为，但他们却很难或者说不愿意接受韩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韩国社会虽然认可朝鲜族是“同族同胞”，但常常对其抱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事实上，对大多数韩国人而言，“中国同胞”“延边同胞”这个称谓不仅是一种客观描述，更多的是含有等级差别的意味，“中国同胞”即朝鲜族已然被贴上“来自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劳动者”“从事3D职业的底层劳动者”等标签。特别是不拘小节、粗犷生硬的延边口音成为朝鲜族在韩国社会被区隔的象征标记。 能否说一口标准的“首尔话”成为朝鲜族适应在韩工作和生活的重要条件和资本，所以不少朝鲜族极力让自己的韩国话说得更地道一些，以掩饰自己“中国同胞”“延边同胞”的身份，但实际上，他们的口音“延边话”很难消除。很多被访者表示，本以为和韩国人语言相通，沟通方便，但没有想到韩国话和延边话在语调、词汇、语法，甚至在表达上都有相当差异，特别是韩国人在日常交谈中会夹杂大量的英文单词，所以他们在和韩国人接触时常因听不懂对方的话而造成误会，甚至感情上遭到伤害。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1930-2002)在阐释文化资本的生成过程中特别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6](48-49)。他指出，语言不仅是沟通和交流的工具，而且也是身份合法性的象征，其中口音反映了行动者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习性，“语言是一种身体技术，而且语言技能也是身体素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社会世界的整个关系都在身体素性中展现自身。具体来说，所有的事例都表明，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特性的身体图式……决定着作为一个阶级的口音标志的语音特征体系。这种发音风格是已经体现在身体上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严格确定这种生活方式的对身体和时间的运用密切相关”[7](197)。延边口音是朝鲜族自身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在韩国社会导致负面的“他者化”建构中，成为一种社会区分的象征标记。延边口音作为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之间的语言边界，表明朝鲜族是在空间上被重新配置的对象，进而被置于韩国社会的边缘。 另外，朝鲜族赴韩务工人员大多从事3D行业，其经济收入主要用来储蓄或还债，所以许多人往往租住在廉价的半地下室，或滞留在教会经营的收留中心，或在劳动场所，如在饭店、工厂宿舍或看护病房解决居住问题。这种迥异于当地市民的“居住差异”，不仅造成在韩务工的朝鲜族和韩国当地市民的空间隔离，而且也造成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隔阂，强化了朝鲜族处于韩国社会底层的隔离感。 居住空间的差异不仅是社会分层的表征，而且也是形成社会群体阶层分化的重要机制。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因为受到不同的结构性条件限制，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不同的空间作为自己的居住地，这表现为在一些社会生活质量相似的社区，较集中地居住着生活条件和生活机会相似的社会群体。起初，赴韩务工的朝鲜族分散居住在简陋的出租房或工地，但随着朝鲜族流动人口形成了一定规模，大批朝鲜族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在首尔的九老洞、加里峰洞、大林洞一带工业区，因为这里交通便利、房价低廉。随着附近加山数码园区、九老数码园区相继入驻，很多朝鲜族又搬到大林、新大方、新林等地。这样，在首尔大林一带沿地铁2号线一直向东到建国大学入口和新寺洞，逐渐形成了以朝鲜族务工人口为主的“同胞村”，也有人称其为延边村。 “同胞村”在促进朝鲜族务工人员融入韩国社会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正是由于“同胞村”的存在，许多朝鲜族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异国。但不容忽视的是，“同胞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在韩朝鲜族的社会网络，但其在形成过程中也在无意中构建了朝鲜族和韩国人的“社区边界”。韩国媒体经常以各种表现形式，如醉酒闹事的人群、娱乐声色的场所、肮脏破旧的街头等，给韩国大众呈现破落不堪的“同胞村”。这种混乱危险的场景是否真实存在于“同胞村”，还有待考证，但在韩国媒体报道和影片中，我们很难看到对朝鲜族正面描述的形象和场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韩朝鲜族遭遇的隐性排斥和深度区隔打碎了他们原有的故国想象。虽然是同源民族，语言相同，文化传统相似，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相同，也正是由于这些相似性，朝鲜族对韩国人有种“同源异流”的文化情结，但是朝鲜族在赴韩初期与韩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既发现了彼此的共同点，也体验到双方在价值观、心理、思维、文化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让朝鲜族在韩国这个想象中的故国充满了客居他乡的陌生感。想象的民族情结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们对韩国极度失望，并对自己的身份困惑不已。正如朝鲜族著名女作家许莲顺在其小说《无根花》中所说的那样：“我是无根花，从一个地方飘到另一个地方，漂无所依……我在风起风落之间往来于两个世界，但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落脚之处。对另一个世界的怀念、遗忘、乡愁、仇恨，让我痛苦不堪。我从此地飞到彼地，永无停歇。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又从两个世界中逃离。我是谁？”[8](7)但另一方面，朝鲜族赴韩务工人员的经历和体验也更坚定了他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毫无疑问，我们是中国国民。国境线另一端的半岛虽然是我们的故国，但终究不过是某种安慰罢了，他们并不能为我们创造政治和生活上的决定性的条件和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注定了是中国人”④。朝鲜族作家金在国在其随笔集《韩国一无所有》中也强烈表达了对中国的认同意识，“生育之爱和养育之爱对我来说同样宝贵。韩国因日本帝国主义的缘故没能养育自己的孩子，是中国毫无怨言地将我们这些失去母亲的孩子抚养成人。我不仅是韩国的儿子，也是中国的儿子……也许有人认为，身为中国朝鲜族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在朝鲜半岛得不到待见，在中国也不被认可……但是，在中国至少还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而韩国却根本没有什么对朝鲜族的优惠政策或方案……只有到了韩国，大多数朝鲜族才意识到他们是中国人”[9](246～247)。 朝鲜族，特别是赴韩务工的朝鲜族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之所以得到强化，这是因为他们赴韩务工的根本驱动力是提高经济收入，他们在韩国主要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是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而韩国社会的隐形或显性排斥阻碍了他们在当地社会的深层融入，不断强化着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更重要的是，近十年来，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舞台上呈现出的强大经济实力和大国形象给朝鲜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当然，朝鲜族在其跨国流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混乱和矛盾，不少人出于经济利益加入对方国籍。事实上，我们也无法对朝鲜族的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一概而论，毕竟由于年龄、经验、地位等因素的差异，朝鲜族流动个体的各种认知也会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与韩国的接触和交往，朝鲜族更加清晰了自己作为“中国朝鲜族”的定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