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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危机：朝鲜族跨国流动的隐患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朝鲜族跨国流动，一方面为朝鲜族集聚地提供了大量“发展资源”[10](20)，特别是在缓解农村人口过剩和城市就业压力，提高朝鲜族市场经济意识和现代理念等方面带来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朝鲜族人口大规模持续外流也导致朝鲜族社会的急速萎缩[4]，朝鲜族社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发展危机，如边境地区人口流失严重、人口老龄化率上升、民族教育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地方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等。特别是边境乡村的空心化，对边疆社会的长治久安提出了巨大挑战。 人口流动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大量流失，特别是在边境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以笔者对延边地区朝鲜族比较集中的聚居地和龙市、龙井市的调查为例，和龙市下辖的崇善镇和南坪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有人口2万余人，但现在这两个镇的在籍人口为9 213人，实际人口不过2 600人，仅占在籍人口的28%。又如，龙井市边境乡镇户籍总人口为21 758人，实际人口只有3 938人，实际人口占在籍人口的比例只有18%。由于边境地区的朝鲜族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下来的大多是文化程度较低、身有残疾或疾病的老年人，这使得边境乡镇村屯老龄化程度居高不下，一些边境农村老龄化率高达60%以上。在龙井市的9个边境村中，实际人口的90%以上都是中老年人。在龙井市白金村，实际人口179人，其中，年龄最小者47周岁，其他人员的平均年龄在60周岁以上。在和龙市南坪镇下辖的6个边境村中，留守人员平均年龄在65周岁左右。 随着边境人口的绝对减少，许多村屯开始萎缩，不得不走上合并的道路。例如，和龙市下辖的行政村1990年有159个，而到了2010年减少到76个。由于交通闭塞、基础设施短缺、业余生活匮乏、医疗条件落后，许多村民为了家庭生计、老人健康和孩子学业，或搬到生活条件相对便利的市郊村屯，或在延吉、龙井、和龙等地买房或租房。这样，许多村落就留下闲置破败的老房屋，而那些偏僻的村屯则出现荒凉废弃的景象。很多废弃的空屋变成危房，不仅成为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病灶”，更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边境贫困村内大量朝鲜族中青年劳动力选择出国务工，其遗留在农村的耕地和山林，由于家中老人无力耕作养护，往往租给外地来的汉族农民，租期3-5年不等，从而造成农村土地无法集中使用，部分贫困村无法以合作社或专业农场的形式开展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项目。最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惠农政策，各级政府部门也不断推出新项目，但由于身强力壮、思想活跃、对新技术和新政策理解和接受能力强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很多政策和项目在农村失去了“生根发芽”的机会，很多技术根本没办法得到推广和普及，从而导致边境农村的经济发展类型单一、资源利用率低，无法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即使边境沿线拥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但始终无法成为推动边境村寨经济发展的动力。 众所周知，朝鲜族传统文化带有浓郁的农耕色彩，其与农耕生产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为丰富，而村落是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场域。但随着村落急剧空心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朝鲜族村民放弃世代坚守的农耕生产，根基于水稻生产的朝鲜族农耕文化开始失去本色和光彩，那些与传统水田耕作有关的文体活动，如摔跤、秋千、跳板、拔河等，在日常生活中渐渐消失，根植于农耕生产的许多岁时风俗、生活礼仪、传统技艺也渐渐失去踪影。 另外，在人口大规模持续流失的过程中，许多村干部也加入外出务工的行列，这不仅造成农村基层党员发展进程受阻，乡村基层党员数量稀少，而且基层党员干部呈现老龄化趋势。据调查，边境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平均年龄普遍超过50岁。可以说，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老龄化和青黄不接现象是边境乡村基层政权空心化最严峻的表现，已造成基层政府职能在乡村基层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各项政策无法有效贯彻执行。尽管通过乡镇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主要是公务员考试降低了边境乡镇干部的年龄结构，提高了其学历层次，但由于不少公考干部把到乡镇担任干部视为跳板，缺少为边民服务的意识和情结，由此带来农村各项事业的萎缩，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基本上形同虚设，学校、医院、卫生站等公共机构大为减少，农村的文化事业无法维系。其结果是，朝鲜族的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根基于日常农耕生产和生活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在快速消失中。 当代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是其作为跨界民族的新一轮跨界，如同过去，他们再次被置于全新的文化、社会和空间，这种跨国流动使其原本比较稳定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未知，但无疑也为之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获得比较丰厚的发展资源，虽然这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确，朝鲜族跨国同源民族的语言文化等优势为他们在韩国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利条件，但他们没有因此获得想象中的特殊照顾。透支受损的身体和难以言传的隐痛，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跨越边界求生存的差别待遇和不平等。 朝鲜族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不同的空间回归或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形成了独特的跨界生活实践，这种跨界体验不仅没有弱化和模糊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反而更加清晰了自己作为中国朝鲜族的身份认知。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漂泊辗转的朝鲜族人在异国他乡的繁华都市不过是匆匆过客，而故土家园也成为越来越陌生的地方。在漂泊与梦想之间游走流动的朝鲜族，其跨国流动的体验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疑都会成为一种特殊资源，这种资源对其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朝鲜族作为跨界民族的流动实践，将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符号及政治权力的重要变量，值得社会和学界进行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