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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网络建构的自反性逻辑 持有相同缅甸护照的在昆商人从表面上看是脱离了原有社会秩序的个体性存在的人，他们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确实更为独立，进而拥有了重塑个人生活轨迹的机会。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行动仍然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影响从而具有自反性，这就使得现代性中最为突出的“断裂”特质依旧呈现出“藕断丝连”的特征。人的发展以及事物的变化都不可能不具有自反性。如威利所说，自反性是“以一种仿佛正在远离自身的方式，来描述某个事物；并且在某个点上，自我又颠倒了方向，朝自身移回来。”换言之，自反性就是指人以及事物的现在、将在都受到曾在的深刻影响。 缅族商人M在缅甸国内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优势在进入昆明之后丧失了，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与其他族群的缅甸人一样只有一个身份——缅甸人。因此，原先由于其优势族群地位而可能被规避掉的风险在进入新的社会秩序中则有可能存在，而宣传缅甸文化、加强缅甸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实践策略正是缅族商人在新的环境中稀释风险的一种手段。缅族商人M在缅甸国内是商务部门的代理人，因此他在昆明市开办的小型商务交流中心里摆放了《缅甸投资指南》等与商业相关的书籍。M会在这里不定期地举办聚会，昆明的外商俱乐部也会特意来租用他的交流中心来举办在昆外商群体内部的定期会议。缅甸商人M在昆明市的实践当然是寻求贸易合作伙伴，但他寻求贸易伙伴的方式与他在国内所拥有的政治资本不无关系。他在贸易活动中注重对缅甸文化的宣传其实也是一种彰显自己族群在缅甸国内具有优势地位的策略。加强缅甸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在客观上有益于贸易活动的开展，而且也在事实上使其在缅甸商人中保持甚至强化了其所属族群的主体地位。在缅族商人M的会客桌旁常年摆放着一本《汉语缅语词典》，这当然是一本工具书，但这本词典也是他作为缅甸主体民族的身份自豪感的一种表征。事实上，也有中国的年轻人来这里跟他学习缅语，他在同样来自缅甸的在昆商人中显然是正宗的缅语专家。同时他也会带缅甸的年轻人来昆明市学习汉语。他告诉笔者：“我想让更多的缅甸年轻人来昆明看看中国的文化，让我们的人民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会带一些朋友去翠湖看看中国人怎么休闲，中国大妈怎么跳舞，也让他们来开拓一下自己的视野。”在一次与在昆其他国家商人的聚会上，缅族商人M说：“我希望在仰光、瑞丽、昆明、广州这一条线上，慢慢做起来像这样供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交流的会所，我希望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平台，我们不做猪肉和牛肉，只做鸡、鱼，大家来了都可以吃。我希望这个缅甸人搭建的平台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平台，欢迎各种朋友来玩，这里是很开放的。”缅族商人M特别注意身在中国这样一个异域环境中对于宣传缅甸文化的重要性。对于缅甸文化的宣传以及不断地加强缅甸与中国文化乃至与其他国家在昆商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成为了缅族商人M在自反性实践中的最大特征，而这是其他三个族群的在昆缅甸商人所不具备的。 与缅族商人M形成极大反差的是罗兴伽商人L。族群身份问题使罗兴伽人不可能不理会其国内政治修辞的影响。L也并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贸易活动当中，而是更加关注罗兴伽族群的政治权利的伸张。罗兴伽商人在昆明的对外身份是缅甸商人，而非细分的罗兴伽商人，这样一种“断裂”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向新的社会地位转换的机会。相对而言，罗兴伽商人更愿意与各种媒体打交道，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身处缅甸国内的境况能够为外人所知晓。罗兴伽商人L就曾多次接受昆明报社、昆明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也尽可能地利用一切与自己相关的资源与关系来为自己在异国建构社会网络。这一点从L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的各项社会活动照片也能看出，这主要包括参加缅甸独立纪念日、孟加拉国独立日和国庆周年招待会、东盟公民社会会议等等。罗兴伽商人尤其注重与中国昆明市的有关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也会充分利用其缅甸籍商人的一些优势来建构自己的社会网络。如L就积极参加南博会的前期筹备工作，这些工作既是对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支持，同时也是其拓展社会网络的实践。他说：“在筹备南博会的时候，有好多国家的商人去了，我也积极参加了，我是去了的两个缅甸人之一。因为我比较早介入这个博览会，我拿到了30-50个展位，这些展位我都以便宜的价格卖给了其他缅甸人。”L与昆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又使他事实上有条件成为缅甸其他族群商人进入昆明经商时的一个重要依靠。此外，L还愿意参加孟加拉领事馆、马来西亚领事馆的诸多活动，也非常愿意与巴基斯坦人交朋友，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L在异国商业经营及社会网络建构的实践中，虽然极大地摆脱了在缅甸国内因为族群身份所带来的种种不利，但依旧可以看出原有社会结构在新的时-空中对他们产生的自反性影响。 华裔群体在缅甸国内的身份地位既没有缅族那么高也不像罗兴伽人那么低，虽然在缅甸国内，他们被视为外来民族，但是他们因经济上的诸多成功使他们事实上与缅族人在诸多方面具有密切的利益关系，进而使这个华裔群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于政治身份的纠结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希望通过经济实力的增强去获得更为实际的权力。齐美尔曾指出：“在经济的整个历史上，外乡人似乎到处都是作为商人出现的，或者商人作为外乡人出现的……商业总是比原始的生产能接收更多的人，因此，它对于外乡人来说是可取的领域。”正是由于这些缅甸华裔商人和留在中国的亲戚仍然保持有一定的联系，使得他们更容易进入昆明市场。他们既是外乡人也是当地人，可以同时利用中国和缅甸两地的社会网络资源。在贸易活动中，他们更看重的是如何不断拓展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而他们对国家政治以及族群身份政治的兴趣是索然的。缅甸华裔商人H从小在缅甸长大，庞大的家族使其在缅甸有着广泛且深厚的社会网络，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以及缅甸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华裔商人H除了在昆明做珠宝生意之外，也在缅甸投资做钢材和地产生意。他非常精明地发现政局变化所带来的商机，他曾告诉笔者，“昂山素季上台以后，缅甸一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我就开始做地产和钢材生意。缅甸政府给了一些投资政策，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政策。”商人H在昆明经商时娶了一位中国妻子，这又使他在昆明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得到了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缅甸国内政治地位并不很高的劣势。重视双重社会网络的维护和利用，这也正是他们在缅甸国内社会地位的自反性体现。 掸族作为缅甸国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法律上与缅族拥有相同的公民权利及社会地位，但事实上，掸族所享有的社会地位是不及缅族的，同时，在中国的社会网络资源也远远不及缅甸华裔商人，因此，在昆明经商的掸族商人依旧在商业经营与政治诉求两方面进行着平衡。进入昆明市之后，他们的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实践主要围绕着商业活动展开。掸族商人S除了如前所述在不断构建与缅甸驻昆领事馆的各种社会联系之外，也在逐步扩大自己的商业伙伴网络。由于S所属的族群在其国内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是较为和睦的，掸族商人S与来自缅甸的不同族群的商人之间的关系也更为融洽，这种良好的关系为他在昆明继续扩大与这些人的社会网络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如他妻子所说：“一些缅甸人会结伴过来坐一下，包里玉石之类的东西经常是价值几百万上千万的。他们就经常在我们这里放货。有时我们作为中间人可以拿到卖价的10%，有时候我们也就拿一个红包就可以了。”这个掸族商人被许多来自缅甸的商人视为在昆珠宝圈子里的老大之一，说他是老大倒不是因为他本人的资产最多，而是因为来昆明卖翡翠的缅甸人差不多都要来他这里谈谈生意经，或者歇个脚，大家对他非常信赖。无论是在昆明还是在缅甸，他都很受缅甸商人的敬重。从掸族商人成功地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并使自身发展非常顺利的个案中可以看到，社会网络除了是信息关系外，还是人情关系。人情关系的重要性就在于人情中包含了义务与信任的内容。 从19世纪的波德莱尔开始关注“现代性”问题之后，齐美尔、利奥塔、鲍曼等学者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度的讨论。而吉登斯将“断裂”视为理解“现代性”的出发点是最具说服力的。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使拥有不同族群身份的商人群体进入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及文化传统中时，由“断裂”所带来的后果呈现出一种新的风险分配及实践策略，而他们应对风险进而建构社会网络的策略是具有自反性质的。一个群体在原有社会阶层中所遇到的风险，在进入另一种社会结构时，在突破旧有风险、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依旧会受到旧有风险的延续性影响。对于在昆明市的缅甸跨国商人来说，原有社会结构在个体生命经历上的烙印经由“脱域”而被撼动，风险的重新分配使得个体不得不进行“有计划的冒险”，然而“不平等绝没有消失。它们仅仅是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形式被重新界定了。”在异域进行的商业活动无疑可以使作为个体的商人的生活发生改变，但这些改变对于其所属的族群在其国内的社会地位的改变所产生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无论在昆缅甸商人自身的生活有怎样的改变，当其回到缅甸国内，其身份依然不变的现实使得在异域空间进行的社会网络建构必然具有明显的自反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