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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学家的苗族研究 刚刚主要谈及东南亚苗学方面的研究，除了这几位传教士，真正的西方人类学家的苗学研究要少得多。我1980年念博士时开始进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当时我以为我是第四个苗族研究学者。首先，有关苗族的人类学研究始于泰国；在1976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格迪斯(William R.Geddes)教授开始对泰国青苗的研究，旨在帮助苗族停止种植鸦片。他的著作《山地的移民》(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中有半数的内容论及了苗族种植鸦片的情况。 第二位是来自英国汉姆大学的库伯(Robert Cooper)教授。他采取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研究泰国北部苗族的社会结构，以及商业化对苗族性别构成的影响；1994年，他又出版了与泰国青苗相关的书。不过，因为我当时不太赞成库伯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我以为我自己实际上在苗族研究方面可能排第二或第三。法国学者雅克(Jacques Lemoine)，是研究苗族的人类学家，亦是汉学家，也在泰北做研究，见长于苗族巫术研究。所以说，在我之前已有3部苗族相关的著作，应该说法国的研究者当中，雅克的著作在苗学方面是很权威的，雅克对老挝的苗族社会阶层文化方面和教育方面理解很深，他后来写了一部有关苗族精神世界的著作。位列他之前还有一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学者盖伊·莫里肖(Guy Morechand)。他的研究对象是越南苗族，他的作品主要关于苗族巫术，如是算的话我就是第五个了。 由此可见，第一名学者是从结构方面进行研究，第二名是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进行研究。刚才讲的那位澳大利亚学者，他曾与联合国合作，主要是做鸦片生产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说对苗族社会结构的关注很细致。我这一代与前一代的学者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学者之前主要用问询的方式跟调查对象沟通，而我主要是用“听”的方式跟我的调查对象交流。所以说我的观点比较支持苗族，为苗族说话。假如说，如果苗族树立一个领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可以，不需要谁来证明这个选择背后的理由是否正当的。这就涉及我对历史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有两种历史，有一种是说某件事情是否真实或者错误的，另外一种历史就是我们自己所记忆的历史；我们记忆当中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把第二种称为“真实的历史”。 还是回到做苗族研究的人类学家这个话题吧。我已经提到，在中国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西方学者并不多，这就必须提到一位女人类学者米契(Margaret P. Mickey)。她对贵州的背牌苗进行研究，她在哈佛大学做了这方面的报告。另一位研究贵州苗族的德国人类学家鲍克兰(Inez de Beauclair)写了几篇关于贵州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在台湾再版。我当时在昆明书店看到了她的论文集。另有一位日本学者谷口房男主要研究苗族史。 前面谈到东南亚的苗族研究，我还忘记提到一位没有出版博士论文的学者宾利。他的博士论文写于1971年，探讨泰国北部白苗的经济，受到美国军方资助。他本人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成员。该研究与美国中情局有关，以协助美国对付泰国北部的共产党。这本书很不错，对苗族的经济、特别是种植业研究得特别好。 说了很多的名字，可能不怎么好记，但是提一下很重要。说到历史方面我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法国历史学家克劳迪娅·龙巴·赛门(Claudine Lombard-Salmon)，于1972年出版了有关18世纪贵州苗族苗民起义的研究著作。另外一个是罗伯特·金克斯(Robert D. Jenks)。他属于美国军方研究人员，他于1994年出版了贵州苗族起义史。 中国有两位学者对苗族进行研究，并用英文出版了论文。一位是林耀华。他194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写于1944年，文章主要是一些苗族资料分类和历史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个学者为芮逸夫。他的论文同样用英文出版，他主要研究湘西苗族、川苗。他因为1949年去了台湾，所以他之后的研究无从查证。这么算来我大概只能算第13号人物，也可能仅排在第14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