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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1 ] 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 2 ] a.杜遒松:《青铜钺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b.杨锡璋、杨宝成:《商代的青铜钺》,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c.刘静:《先秦时期青铜钺的再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 d.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 3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99～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4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二号宫殿遗址》,《考古》1983年第3期。 [ 5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表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6 ] 同[ 2 ] d。 [ 7 ] 郭宝钧:《殷周的青铜武器》,《考古》1961年第2期。 [ 8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 9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 [10]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11] 玉璜及其社会意义不属本文讨论范畴,但北阴阳营墓地随葬玉璜的墓葬随葬品较多,若忽略随葬玉璜的墓葬,则统计不够严谨,故一并分析。 [1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 [13] 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 [14] 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索》,《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 [1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273～275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16] 陈国庆、许鹏飞:《浅析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城文化类型》,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17]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见《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18] 常州市博物馆:《1985年江苏常州圩墩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 [19]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张家港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20] 周润垦等:《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墓地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5年第6期。 [21] 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见《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22] 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墓地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23] 杨晶:《史前时代玉石斧钺类器的柄饰及相关问题》,见《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24] 张忠培:《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25] 许鹏飞:《良渚文化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与形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3期。 [26] 许鹏飞:《试论良渚文化的去向—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面貌谈起》,《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 [27] 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b.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28] a.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 b.同[27]b。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31] 需要说明的是,随葬猪头和龟甲的墓葬随葬品也比较多,由于猪头及龟甲所蕴含的意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故略去不表。 [32]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根据发表的器物线图看,M46∶12、M50∶10这两件所谓的玉斧皆为玉钺。M46在报告中被归为小墓,但出土了39件器物,且有玉钺,应为大墓。 [33] 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表5-2-8“红山文化玉钺出土状况统计表”,科学出版社,2015年。 [3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2期。 [3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36] 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第20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37] 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38] 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文物》2006年第3期。 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c.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 [3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清凉寺史前墓地》第634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40] 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见《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7期。 [41]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45] 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46] 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2期。此次发掘墓葬的编号与第一次发掘墓葬的编号并未统一。 [47] 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第2期。 [48] 栾丰实:《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文物》2010年第3期。 [49] 刘绪:《简论陶寺类型不是夏文化—兼谈二里头文化的性质》,见《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50] 栾丰实:《二里头遗址中的东方文化因素》,《华夏考古》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