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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与讨论 “在‘主体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之中，未给带有民族志者一定主观色彩的参与观察留下任何空间，忽略了参与观察在田野调查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应该说这是一种缺憾。”[12]质言之，以参与观察及“裸呈”方式来探讨族际关系，应是田野中民族关系的核心研究旨趣及应该努力的研究方向。笔者认为，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既可以从多角度、多维度及多侧面来考量，也完全能够通过个体日常生活互动交往现实场景的“裸呈”及“第二主体”[13]的参与观察来研析，即如“在某种意义上讲，与田野对象‘自由讲述’的并置呈现，既可能更能够体现出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二重证据之交相补充及相互印证的价值，同时也许更有说服力。”[6]进而言之，要研讨一个微观且具体时空坐标中基于民族边界形成与变迁的民族关系，就应该立足于这一时空坐落的区域社会，通过族际间多维度的个体日常生活交往这种具有内部性的研究视角，对地域社会的内外社会结构展开全方位的考释及探析。质言之，不仅仅是用个体日常交往形成的族际圈作为边界来圈定地域社会共同体，还应该看到现实中基于互惠的族际交往形成的族际边界是既区分圈内圈外，又是勾连圈内圈外的中心，进而深入研析现实中族际间基于个体认同、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而呈现出族际关系的互惠性、摇摆性及共融性。通过观察、“裸呈”，对照和比较怎雷村水、苗两族在日常生活交往诸方面的田野故事，笔者希望能避免给出关于水、苗两族关系片面的描述，并充分展现出案例村水、苗两族间“和而不同”的族际关系。同时，也希望这种研究路径可以使我们有可能探析到族际互动生态的要旨及核心，从而对基于民族边界且更具普遍性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探析及讨论有所裨益。 对于怎雷村民而言，共食习俗是他们的一种日常生活惯习，是一种地方性的互惠行为、互惠逻辑及互惠机制。但是，也有其与众不同的一些明显特征。尤其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共食习俗场域呈现出潜意识地基于互惠的“自组织性”，即共食习俗场域具有选择、区隔与聚合的特征。在共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选择、区隔与聚合现象：首先，聚餐前对于参与人的选择与被选择现象；其次，准备食材过程中水、苗两族分族做事现象；最后，水、苗两族合拢共食现象。两族共食过程中，村里人会根据自己的族别、身份、交情、亲属关系、性别、年龄等因素相应扮演各自的角色，履行对应的义务，在整个共食场域中找到自己的恰适位置，并根据具体场景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这些活动都属于一种潜意识地基于互惠机制的“自组织”行为。对于当地村民来说，重要的是按照共食习俗规范并遵守村落共同体的既定规约，履行好各自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展示出一种地方性的互惠理念。 在怎雷村这个两族共居共生村落共同体中，共食习俗场域通过自然的选择、潜意识的区隔及不分他我的聚合，立足于差异共生的互惠的文化逻辑及包容他我的认同机理，为共食过程中基于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差异化实践表达留出可操作的空间，将族群差异和文化差异包容在基于村落共同体的一个完整共食场域之内，由此亦可进一步地从表相到本相凝视村落共同体中从互惠到共融之文化图式。 进而言之，在这个多族群多元文化共存的村落共同体中，共食习俗场域通过“人吃人”“客拉客”、“转转酒喝到黑”、宁伤身体也不伤感情、“窜寨子”“走兄弟”等具象化的地方性互惠逻辑及包容他我的认同机理，为多族群共居的村落共同体应对族际和谐互动贡献了原生态的互惠机制及和平栖居的生存性智慧，并经由认同机理从自在的形成到自觉的建构而导致自我与他者共识的叠加交融，从而跨越民族的社会及文化边界，为促进村落共同体之互惠共融提供催化剂及助推力；进而体认到基于差异性之并置且互构的互惠文化，导致民族边界的漂移与固化，进一步促进多民族的互惠共融及差异共生，笔者称之为族际生态的“怎雷模式”。怎雷村个案还表明，同一地域社会共同体中民族之间所呈现之“界与合，融与分”，“属于认同问题，在于建构与解构，在于共识重叠，在于差异共生”[5]。更在于地域社会共同体通过对认同机理的建构及互惠践行、对共识叠加的认同又进一步促进地域社会共同体的互惠共融。事实上，这既是人们对族际和谐互动生存性智慧的追寻，也理应是建构族际关系平衡和制约族际关系失衡的机制与机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怎雷模式应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