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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关 键 词：避讳学/偏讳/辽圣宗/韩德让 标题注释：吉林省科技厅项目“长白山边境地区族群变迁与自然环境响应关系研究”(201701010112JC)，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句丽五部与高句丽建国史研究”(16@ZH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维东，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辽史，东北史；郑丽娜，长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避讳学”目前已经不再有其实际意义，但对历史研究而言仍具有积极作用，可以从细枝末节中考察出重大的历史线索。对于文献阙略尤甚的辽史研究而言，各种已经死亡的历史知识如“避讳学”、“堪舆学”、“文字学”等都是研究辽史的利器，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格外关注。关于辽代避讳问题，南宋人已经不甚了解。①民国以来，辽史研究大兴，但在避讳学领域仍存在种种误解，至今尚未澄清。陈垣认为辽代其初无所谓避讳，并举《辽史·文学传》萧韩家奴在兴宗重熙二十三年所上疏中“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一语为证，②这种观点影响较大。③事实上，兴宗时期辽已有避讳之举，但仅避汉名，天皇帝耶律亿之父本无汉名，故萧韩家奴在奏疏中仍直呼其契丹名，非不知避讳也。王曾瑜则与陈垣正好相反，他把辽代避讳的范围扩大了，认为“当时官讳的范围颇广，不仅包括皇帝的御名、曾用名，还有皇帝的几代祖宗、皇太子，甚至某些皇后的名讳”。④关于辽代避讳制度实行于何时、避讳的原则与方法、辽太祖等皇帝在世时有无汉名等问题，学者皆未尝深论。兹以辽季金石文字结合传世文献讨论辽代避讳诸问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辽代避讳制度的建立 辽、金文献中没有辽朝避讳情况的明确记录，但从圣宗以前的辽代金石文字可以看出，除了汉人传统居住区曾因习俗而自觉维护帝王名讳外，辽朝自己并没有主动建立并维护避讳制度。 辽代避讳制度正式实行是在辽圣宗时期。以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澶渊之盟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契丹政权的各项制度建设仍在进行中，尚无余力注意此等细枝末节。圣宗之前辽朝诸帝名讳依次为太祖讳亿、太宗讳光、世宗讳阮、穆宗讳明、景宗讳贤，在圣宗统和二十二年以前的金石文献中，我们发现“明”“贤”等字并不避讳，“光”字避讳亦不严格。例如，不避讳“光”的有应历十六年的《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尼经幢记》、⑤保宁二年的《刘承嗣墓志》、⑥保宁十年的《李内贞墓志》、⑦乾亨三年的《刘继文墓志》、⑧统和三年的《王瓒墓志》、⑨统和十八年的《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⑩不避讳“明”的有应历二年的《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11)应历九年的《驸马赠卫国王沙姑墓志》、(12)应历十五年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13)乾亨三年的《王裕墓志》、(14)统和九年的《韩瑜墓志》、(15)统和十八年的《李翊为考妣建陀罗尼经幢记》；(16)不避讳“贤”的有保宁二年的《刘承嗣墓志》、(17)乾亨三年的《张正嵩墓志》、(18)统和四年的《耶律延宁墓志》、(19)统和九年的《韩瑜墓志》(20)等等。“亿”“阮”由于并非常用字，在此期金石文献中尚未发现。 澶渊之盟后，辽与北宋建立了对等的“敌国”关系，建立并规范相关的外交仪礼也成为现实之需。“国君序昆仲，信使通往还……其周旋聘问之仪，揖让进退之节，较之各朝尤多创举，制度规程颇有可述”。(21)两朝既有庆吊之礼节，则赵宋极为重视的避讳制度，自然不能不引起辽朝的关注，在交往过程中，辽朝也建立了对等的国书、使节、檄牒避讳模式。(22)据《契丹国志》记载，辽圣宗对避讳之事极为重视，“后因御宴，有教坊都知格守乐名格子眼，转充色长，因取新谱宣读，帝欲更迁一官，见本名正犯真宗讳，因怒曰：‘汝充教坊首领，岂不知我兄皇讳字？’遂以笔抹其宣而止。燕京僧录亦犯真宗讳，敕更名圆融。寻下令国中应内外文武百僚、僧道、军人、百姓等犯真宗讳者，悉令改之”。(23) 辽圣宗如此尊重宋朝的帝王名讳，则于自身名讳自然不能不予以重视。圣宗之汉名乃其自取，其二弟之汉名，及韩德让之汉名，亦均出其所赐。据《辽史》记载，韩德让赐姓“耶律”、赐名“隆运”均在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初，是在澶渊之盟定约南北两朝正式和好之时。(24)翌年，两国就制订并完善了相互遣使的细节，那么，关于在国书、使节等方面避讳的细节也势必在正式遣使前完成。至于圣宗之前辽代诸帝，除辽太宗耶律德光有汉名外，(25)诸帝均无汉名，故当统和二十三年(宋真宗景德二年)二月末两国互遣国使之前，辽朝在短暂时间完成了这种改名工程。(26)辽朝避讳制度包括如下内容： (一)为先帝追加汉名 1.辽太祖汉名为“耶律亿”。辽太祖威名赫赫，然诸史所载其生前活动事迹，均用“阿保瑾”(27)译音的番名。则《辽史》所载其汉名“耶律亿”，当系圣宗追加。(28)或以为太宗所改，证据并不充足。(29)辽太祖是辽朝的创立者，其祖庙的地位终辽一代不变，故耶律阿保机汉名避讳的制度一直延续到辽亡。 2.辽世宗汉名，据《辽史》记载为“耶律阮”。目前看，圣宗所加诸祖汉名若亿、若明、若贤，均含褒义，世宗之名则否，且在历史上没有避讳之事例，按理来说是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辽世宗的汉名这里存疑。 3.关于辽穆宗汉名，《辽史》叙穆宗为“耶律璟”；(30)《契丹国志》：“穆宗讳璟，番名述律，后更名明，太宗之长子也。”(31)两书记载存在差异。查辽代金石文字圣宗以后皆讳“明”字，则辽穆宗最初只有番名，“明”为圣宗追加之汉名，圣宗改制后的辽代金石于“明”皆缺笔处理。金代避金太祖完颜旻之嫌名“明”字，或更其汉名为“璟”，陈大任修《辽史》时，“璟”为章宗完颜璟名讳，不知复更为何字，至元修《辽史》时统一为“璟”，如非《契丹国志》与辽代金石文具存，恐穆宗汉名已泯本义矣。冯家升《辽史初校》以为《辽史》将西夏国主“李德明”记录为“李德昭”，是避辽景宗小字“明扆”中的“明”字，亦不知辽人仅避汉名，(32)而《辽史》此举其实是为了避辽穆宗耶律明的名讳，详见下文。 4.辽景宗汉名耶律贤。据《辽史》记载，为“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契丹归化人李信在澶渊之盟前一年至宋，谈起圣宗之父时说：“戎主之父明记，号景宗。”(33)可见，这时景宗还没有汉名。辽代金石文字“贤”字多缺笔，则圣宗追加乃父之汉名为“贤”。 (二)圣宗为自己及其弟取汉名 辽圣宗汉名系自取，据《契丹国志》记载：“好读唐《贞观事要》，至太宗、明皇《实录》则钦伏，故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34)所谓“御名连明皇讳上一字”，即以唐明皇李隆基之“隆”字作为自己汉名的一字。据此，辽圣宗之汉名乃是其本身钦伏唐明皇之结果，当然是自取之名。《辽史·马得臣传》记圣宗阅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马时为圣宗侍读学士，乃录三帝行事可法者为《唐三帝行事录》进之，(35)也可印证《契丹国志》纪事的可信性。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戎主之父明记，号景宗，后萧氏，挟力宰相之女，凡四子：长名隆绪，即戎主；次名赞，伪封梁王，今年三十一；次名高七，伪封吴王，年二十五；次名郑哥，八月而夭。”(36)可知辽圣宗的汉名是耶律隆绪，圣宗二弟耶律赞似是汉名，三弟、四弟仅有契丹小名，在前文已经证明韩德让赐姓赐名在统和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则二弟改易汉名时间当亦如是。 (三)圣宗为太子及子侄取汉名 从《辽史·圣宗纪》开泰二年、开泰七年对皇子的加官来看，圣宗子侄之汉名皆出圣宗之意旨： (开泰二年七月)丁卯，封皇子宗训大内惕隐。(37) (开泰七年)五月丙寅，皇子宗真封梁王，宗元永清军节度使，宗简右卫大将军，宗愿左骁卫大将军，宗伟右卫大将军，皇侄宗范昭义军节度使，宗熙镇国军节度使，宗亮绛州节度使，宗弼濮州观察使，宗奕曹州防御使，宗显、宗肃皆防御使。(38) 圣宗六子，“宗训”最早加官，似为长子，“宗真”即辽兴宗之名，“宗元”在《辽史》里通常写作“重元”，罗继祖以为“音讹”，(39)其实是避金讳，元人修《辽史》时曾作过回改，但“耶律重元”因称兵叛乱一事导致其在陈大任《辽史》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故“重元”之名回改未尽。宗简、宗愿、宗伟在《皇子表》里只有小名。这种改名运动涉及季父房及赐籍季父房的韩氏家族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辽宋交聘过程中，宋朝因“中朝礼法所出”，为众瞻仰，本应突显其文化上的优越性，然而，实际却不尽如宋朝君主之意，宋真宗曾因接待契丹使团的官员言语粗鄙而对宋朝出使人员提出严格要求，并称赞“辽所遣使来奉中朝皆能谨恪”，(40)以及宋使路振谓辽“自通好已来，岁选人材尤异聪敏知文史者以备南使”，(41)可知辽朝在仪礼方面的准备较宋朝方面细致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