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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辽代避讳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在辽史文献阙略的情况下，辽代避讳学的研究价值较高，既可以订史之讹，又能够复史之旧，乃至补史之阙。 (一)订史之讹 避讳虽小节，但可订正史书讹误。如宋朝方面关于辽朝的纪事多得自传闻，其中多有讹误，然亦有传闻有据，而史家反被蒙蔽之事。如辽兴宗汉名，本圣宗所加，宋朝方面以为其即位后改作。(77)兹再举韩德让之事为例以说明之。根据宋人之记载，无论《契丹国志》还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均称韩德让与承天太后有染，辽圣宗父事之。 《契丹国志》记载： 丞相耶律隆运，本汉人，姓韩，名德让，太后有辟阳侯之幸，赐姓耶律，改名隆运。寻拜大丞相，封晋王。景宗崩，太后临朝，隆运私事之。是时，太后年方三十，诸子尚幼，外无亲援，雄杰角立，帝登大宝，皆隆运力也。帝念其功，父事之。隆运薨，帝为制，服其终始，眷遇如此。(78) 《续资治通鉴长编》： 契丹主明记卒，谥景宗孝成皇帝。有子三人，曰隆绪、隆裕、隆庆。隆绪封梁王，继立，号天辅皇帝，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隆绪才十二岁，母萧氏专其国政。初，萧氏与枢密使韩德让通，明记疾亟，德让将兵在外，不俟召，率其亲属赴行帐，白萧氏易置大臣，立隆绪。遂以策立功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赐姓耶律，改名隆运。寻拜大丞相、蕃汉枢密使、南北面行营都部署，徙封齐王。隆绪亲书铁券，读于北斗下以赐之。迁尚书令，又徙封晋王，赐不拜，乘车上殿，置护卫百人。护卫惟国主得置之。隆绪每以父事隆运，日遣其弟隆裕一问起居，望其帐，即下车步入。(79) 关于耶律隆运(韩德让)与太后私通诸事，出自宋使传闻，其始末景爱曾撰文辩之，以为子虚乌有，见仁见智，成一家之言。(80)而韩德让赐姓赐名之事，宋朝方面也都归结为承天后所为，但通过避讳学的方面加以考察，则其实不然。 韩匡嗣家族诸人与皇族的辈分是不好算的。韩匡嗣之父韩知古六岁时被俘，乃是述律后出嫁时的陪嫁家奴之一。据说是经其子韩匡嗣的推荐，才成为太祖的谋臣。但《韩匡嗣墓志》的问世粉碎了史家在此基础上的种种推论。(81)那么，最能确定韩匡嗣与皇位辈分的记载就完全立不住脚了。《辽史·韩匡嗣传》记载：“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应历十年，为太祖庙详稳。后宋王喜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82)长乐宫乃是后宫的泛称，这里的皇后如按行文来推断，乃是太祖妻述律后，即使按太宗妻来计算，其辈分也是高于景宗的，但这也是不可能的，按《辽史》他处所载，韩匡嗣与耶律贤适、女里等均系景宗即位前可语及时事的“朋交”，(83)乾亨元年韩匡嗣承命伐宋，败绩，景宗欲诛之，是皇后(即承天后)率戚属请求得免，从这些情况来看，韩匡嗣似与景宗平辈。从年龄来看，辽景宗生于948年，承天后生于953年，韩匡嗣生于917年，韩德让生于941年，(84)韩匡嗣可称得上为景宗夫妇的父执，韩德让也大景宗七岁，如果从韩知古出身宫籍的角度设想，韩匡嗣大概以景宗之兄自居，韩德让自然也成为景宗夫妇的侄辈。 早在《辽史》载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后赐姓之前，已经有统和十九年圣宗赐韩德让名“德昌”的纪事，(85)圣宗何以赐名韩德让，恐与当时废立皇后有关。《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十九年三月壬辰，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赐大丞相韩德让名德昌。五月丙戌，册萧氏为齐天皇后。”(86)此齐天皇后乃是承天皇太后母弟之女，亦是韩德让姊女，与韩德让是舅甥关系。圣宗此次赐名，如非出于阻止承天后与韩德让废后另立之企图，即因新后乃德让甥女而特加宠爱。宋人传圣宗以父执礼尊崇德让，恐亦有之，因德让与辽圣宗之关系，即今世俗所谓之“舅丈人”。宋人有因溺爱、继承等原因而提升子侄行辈者，韩德让弟韩德威之孙韩涤鲁，据《辽史》本传及《耶律宗鲁(韩涤鲁)》墓志所载，曾被圣宗升行辈而子视之，(87)兴宗亦视之为兄。(88)耶律宗福墓志叙及祖先时，其名均为契丹名，亦与辽圣宗追加诸祖汉名之宗旨相悖，疑其中必有隐情。从赐姓赐名来看，辽圣宗是视韩德让为兄的，这也与韩德让的堂弟韩瑜(较德让小五岁)的情况相符。韩瑜统和五年战死，统和九年下葬，墓志中说“承天皇太后愈怜忠之，爱之如母子之慈”。(89)这距圣宗第一次赐韩德让汉名还很早，说明当时韩德让与圣宗同辈。 或以为承天太后赐韩德让为隆运乃辽代避讳不谨之事例，实受《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圣宗嗣位时诸弟名字及谓圣宗事韩德让如父等诸事误导。实际上按赐名来看，德让乃圣宗之兄。(90)统和二十九年之耶律隆祐(本名韩德颙，韩匡嗣第七子)墓志称：“忠孝萃于一门，故颁之以敕书，赐之以国姓，仍连御署，得系皇亲。”(91)重熙六年的《韩橁墓志》称：“生我大丞相、守太傅、晋国王、谥文忠讳德让，赐名隆运，联其御讳也。赐姓耶律氏，属籍于宗室，特加殊礼。”(92)由此观之，圣宗与德让同辈，可在一定程度上粉碎宋人方面传闻的真实性。 (二)复史之旧 辽圣宗以前，除辽太宗因缘际会曾获得染指中原得以改汉名外，其他诸帝均无汉名。及辽圣宗与宋朝建立“敌国”对等关系，始追赠诸帝汉名。其追赠方法，皆按宗庙制度——天子七庙追加，辽太祖为不祧之祖，故加汉名为“亿”；太宗本有汉名，且有避讳之先例，遂因循不改；世宗追加汉名“阮”；穆宗追加汉名“明”；景宗追加汉名“贤”，圣宗此前自取汉名“隆绪”，也乘此机改二弟汉名，并赐韩德让属籍，名联御署。 据此种宗庙制度，在辽圣宗前仅有五庙，且太祖之父的鲁无汉名，则太祖、圣宗之间尚有追谥两代皇帝之事。这两个追谥的皇帝可能是太祖子耶律倍和李胡。《辽史·皇子表》称耶律倍“太宗谥曰文武元皇王。世宗谥让国皇帝。统和中，更谥文献皇帝”。(93)《辽史·景宗纪》也有景宗奠让国皇帝的纪事，(94)可见其皇帝地位从太宗到圣宗时一直得到承认。另缺一位皇帝，疑是圣宗时追谥为恭顺皇帝的李胡，后兴宗更谥其为章肃皇帝。其汉名“洪古”也应是追加的。(95) 今通过避讳学方法能一一考索出辽诸帝汉名由来，发前人未发之覆，恢复历史旧貌。笔者甚至怀疑，出使的契丹人通常也临时起了汉名，至于在国内仍以契丹名行事，所以导致了《辽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在使宋契丹人名字上经常出现差异。 (三)补史之阙 辽代承天皇太后有汉名为萧绰，为《辽史》所载诸后仅有汉名者，盖其时生辰、正旦使节往来而特取。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宋真宗去世后，辽圣宗曾嘱其妻(后追谥为仁德皇后)得致书宋皇太后，传名中国。(96)则辽圣宗妻亦因国书往来而取汉名，惜《辽史》只记她小名为菩萨哥，汉名失传。但其汉名也绝非无迹可寻，考《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仁宗天圣六年时遣曹荣为贺正旦副使，避契丹讳改名为“曹英”。(97)考辽代无讳“荣”之帝名，则其时避讳者当为圣宗妻名或圣宗妻父名，而仁德皇后父萧隈恩无汉名，则曹荣盖避仁德皇后名讳，可考知仁德皇后汉名为“萧荣”。 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宋神宗去世后，宋朝方面曾遣宋球告哀于辽，临时改名宋渊。(98)同理，“球”字也当为皇后嫌名。从时间点来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的汉名，另一种是道宗皇后萧观音的汉名。 至于辽代避讳学研究的意义，即在于利用已经死亡的历史记载最大限度地研究辽史，可以解决《辽史》中的重大问题。如本文即利用避讳解决了辽太祖、辽穆宗、辽景宗、辽兴宗等人的汉名问题，订正了宋朝方面多则传闻之误，也对辽代中期皇后的汉名进行了合理的推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