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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代避讳之运作原则 古人避讳是遵循一定规则的，班固在《白虎通义·姓氏》中归结出“五不讳”。辽代避讳制度受唐朝影响较大，在实施过程中逐渐确立自己的运作原则。 (一)二名不偏讳 唐太宗曾提倡“二名不偏讳”，(42)在辽代也基本遵循这种“二名不偏讳”的惯例。辽代九帝，一名者有太祖耶律亿、世宗耶律阮、穆宗耶律明、景宗耶律贤四人，皆辽圣宗时追加，姑不置论。二名的皇帝有辽太宗耶律德光、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辽道宗耶律洪基、天祚帝耶律延禧五人。此五人中，除辽兴宗耶律宗真外，学界认为其他四位均无偏讳之例，如太宗耶律德光只避“光”字，犯讳者或省字，或缺笔，或改为“崇”、“荣”、“广”等字，而未见有讳“德”字者。且以理推之，自辽圣宗起，宗室皆有牒谱押字，如圣宗一辈为“隆”，兴宗一辈为“宗”，道宗一辈为“弘”，天祚一辈为“延”，如臣下需要避讳，宗室亦臣属，安敢用此谱字？是二名偏讳无法实行的最佳反证，在辽代金石文字中出现大量未缺笔处理的“德”、“隆”、“宗”、“弘”、“延”字，也说明这一点。 至于学者们认定的避辽兴宗“宗”字者，其实可以用避金朝帝讳来解释。《辽史·圣宗纪五》记载：“是月，沙州敦煌王曹寿遣使进大食国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43)本纪里的曹寿，在《宋史·真宗纪》、(44)《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均作“曹宗寿”。(45)罗继祖在《辽史校勘记》里得出结论，认为史源出自《辽实录》，乃是避兴宗名讳所致：“《宋史》作曹宗寿。此避兴宗讳，去宗字，乃实录旧文，元人因之。”(46) 这种认为避辽兴宗“宗”字名讳的观点皆误，此当避金讳。金世宗完颜雍称帝后，追谥其父宗尧(初名宗辅)为睿宗，避“宗”字甚谨。以前虽有“宗”字辈宗室被追尊为帝，如熙宗父完颜宗峻、海陵王父完颜宗幹，但未有讳“宗”之事例，世宗称帝后，则讳“宗”字，改宗氏为姬氏，改宗州为瑞州，改宗安县为瑞安，改宗国为莱国，至于人名之改易也在情理之中，如太祖诸子皆以“宗”为谱字，到世宗时皆加山为“崇”，耶律继宗之改耶律继崇，即加山之一例。辽朝始终遵循唐代的“二名不偏讳”的原则，辽兴宗亦不例外。 (二)避嫌名 指避与所讳名同音或音近的字。在这种避讳原则中，如果改动机构或职官的名称，可由官方统一改定，如避太宗耶律德光的嫌名，光禄寺、光禄卿、光禄大夫中的“光”统一改为“崇”，(47)至于臣子避嫌名，则有一定自由度，可选择性地改名。如天祚帝名延禧，禧与熙、希等同音，故张希崇去“希”字，王熙改名王颙，姚景禧改名姚景行，此为臣子避嫌名之情况。 (三)避唐、晋旧讳 辽燕京地区旧为唐土，故汉文墓志于唐讳仍偶有遵循者。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字，在穆宗应历五年(955)的《陈万墓志》有“四人乐业”，是避“民”而用“人”字；在穆宗应历九年(959)的《辽故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中缺笔；圣宗统和二十五年的《耶律德祐墓志(韩德颙)》里的“眠”字亦缺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