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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野工作广度与深度的拓展 就田野的广度而言，传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往往喜欢立足于乡村艺术田野，而很少关注城市的艺术田野；对现实生活中的艺术田野调查居多，而较少关注历史空间和网络空间中的田野。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传媒信息化的发展，乡村的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转变，如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许多农村划入城镇化建设布局，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等等，都使现在的乡村田野不同于以往，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我们应该拓宽田野工作的视野。因此，“作为主要关注文化差异性的学科，人类学不仅可以在异邦和乡野展开研究，也可以在家乡和城市中进行田野工作；不仅在地理意义上的田野地点中调查，也可以在历史和社会场景意义上的事件、文本、机构中进行分析，从而为认识自身，认识人性提出独特的洞见”[3]71；不仅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田野，而且可以深入到网络空间中做田野。如周星在“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4]95-99的研究中，就很好地利用了网络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他虽远在日本，却利用网络进入到国内多个汉服组织的网络社区，发帖与汉服组织的成员进行对话与交流，将田野调查的一部分置入到网络空间中进行，对完成研究起到了很大帮助。 就田野工作的深度而言，研究者应该花费较长时间参与所调查社区的生活。首先在对人的采访中，研究者应该对被采访人坦诚相待，得到对方的信任，彼此相互熟悉，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度访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调查者（艺术的承载者）有些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经过媒体的宣传，往往在当地颇有名气，也经常会受到一些学者或媒体的采访，次数多了他们便有了一套应对各种采访的“说辞”。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长时间的磨合和反复多次的调查，才能使被调查者克服惯性思维。由于研究者与被调查者相处甚久，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被调查者自然愿意就有关艺术事象的相关问题进行深聊，把他掌握的一套地方性知识表述出来，而这些恰恰是我们需要的。其次，就对采访地的调查而言，研究者应该提前制定调查预案，尽可能做到详细而全面；做好每天的调查计划，原则是不贪多而求精、求深；每天调查结束要及时进行梳理与总结，撰写田野调查笔记，详细描述一天的调查情况及所得资料状况。总而言之，在田野工作中，我们要转换思路，既要扎实做深，又要拓宽田野调查的范畴，使田野的视野渗透到艺术存在的每一个角落。 （三）多点田野研究 多点的田野基于对人类学“整体观”的反思，主张“在研究的整个时期里，田野工作者不应把自身固定在一两个社区里，田野工作者必须具有灵活性，其工作场所应是一个包含多个地点的网络”[5]39。在民族民间艺术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通常喜欢聚焦于某个村落或社区的一个田野点上进行深入挖掘，但却很少关注与之相邻的村落，或存在该项艺术事象的附近村落，往往很难形成比较，难以进行整体面上的思考。因此，需要进行多点田野调查研究，即在对研究对象所在社区进行调查的同时，要考虑到相邻社区或研究对象流布的附近区域选择田野点，形成几个田野点之间的比较，发现其相同或相异之处，以期在一个宏观地域文化语境中更好地研究和把握研究对象。当然，这里所说的多点田野并不意味着分散田野研究的重点，而是在以某一田野点作为主要个案的基础上，辐射周边区域，形成区域文化比照。如方李莉在景德镇研究中，考察了当地凤凰山、樊家井、湖田、西瓜洲等多个以瓷器生产为主的村庄。傅瑾在台州戏班研究中，考察了台州地区的温岭市、黄岩区、椒江区、仙居县、天台县以及乐清市等多个地方的民间戏班。他们均是在多点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完成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因此，多点田野研究会更为全面而客观地反映艺术事象在一个区域的整体状况，这是单个田野点调查研究而难以做到的。 （四）动态追踪 田野研究的动态追踪，是指对考察对象进行持续的田野调查，以便对比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即使研究结束了，隔几年后再对研究对象进行回访，比较和分析几年来其发生的文化变迁。其优点在于，一则可以因理论构架的扩充而增加不同的观察视角，二则可以弥补原初共时性研究的不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通常选择一个区域中的某个艺术事象对其进行深入的田野工作，田野民族志写作有的持续时间较短，有的持续时间较长，民族志文本完成，往往也就意味着研究的终结。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变迁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原初做田野的村落环境，可能如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已在城市化大潮中成为城中村，有的或许因为建设项目（水库、高铁等的修建）的需要而被整体搬迁，等等。如此情境之下,村落的文化环境随着自然或社会环境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生存于其中的艺术事象也会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着改变。庄孔韶在《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一文中谈道：“从人类学关心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来讲，相对于平静的社区，对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过巨大社会变故的社区的回访工作更值得。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取向和极具理论价值的学术实践路径，回访不仅可以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也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6]490王铭铭也认为：“在旧有的田野工作地点进行跟踪调查，有可能比较完整地把握被研究社区的旧貌和新颜。”[7]109 人类学关注文化的变迁，田野点文化环境的改变甚或地域边界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走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视野。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方式应是对艺术事象在一年或几年内做几次考察回访，而不是去某地只做一次田野考察，几天的“走马观花式”田野，完成一个艺术游记式文本。在这里提出田野研究的动态追踪问题，旨在说明动态追踪考察可以更为完整和客观地呈现文化艺术事象及其发展变迁。“跟踪调查的魅力还在于它打破了社会人类学家对平衡论的偏爱，以一个可以比较的时间点再现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再现历史意义上的当地社会。我们的追踪调查表面上是对村庄故事的续写，其实质是对新知的记录与开掘，是故地新知，是旧瓶装新酒。”[8]87 江帆在对民间故事家谭振山20年的跟踪考察中，对田野点进行多次回访。在研究中，作者对民间讲述者的知识构架与文本的关系、讲述者对文本的重构、叙事情境对文本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解析。作者认为这种解析方式的意义在于，“没有重蹈传统的民间叙事研究发于文本、行于文本、止于文本的旧辙，而是充分运用对一个有代表性的讲述者进行多年追踪研究的田野实践，将叙事文本还原于田野，还原于讲述者的生存环境、个人生活史，以及特定的叙事情境之中，与文本存活的‘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了一种综合的动态性的探索和阐释”[9]37-38。可以说，作者主张并践行了动态追踪式的田野调查研究，值得当下艺术田野工作者借鉴。这一研究方法能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反映研究对象，形成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对比。 随着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文化的变迁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调整研究策略以更好地适应文化变迁研究的需要，也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田野研究的动态追踪秉承持续观察的研究理念，能够在长时间的研究过程中记录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前后形成对比，动态呈现研究对象的变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式。 （五）田野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提升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全球化时代，艺术研究领域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但是当我们仔细去品评这些研究著述时，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学术质量和理论水平不高，甚或被学者诟病为“学术垃圾”。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笔者在此不再展开论述，而是讨论在此种学术生产状况的背景下，艺术人类学如何将研究水平往前推进一步的问题。固然，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们的工作对学术研究的价值意义我们不可否认。但人类学强调的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对某一艺术事象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能够对调查对象给出合理的解释，挖掘其背后的意义，对调查对象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会呈现出人们看到的情况、历史发展变迁等问题，作出清晰论证。而且能够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理论归纳，是研究的应有之义。宋兆麟认为：“田野调查之后贵在理论升华，就是要在田野调查之后，趁热打铁，继续搜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写出杰出的田野调查报告或学术专著。如果仅仅停留在调查资料堆中转来转去，只能是一个搜集资料的匠人，如同考古界有一种‘考古匠’一样。搜集资料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在大量掌握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将上述资料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要把所得的资料一一破译，作出科学的解释，此时不仅需要历史学、考古学知识，有时还需要美术学、宗教学的帮助，因此要读许多书，进行大量比较研究，才能有一个科学的结论。田野调查亦不能一次了结，而要进行跟踪调查，分为田野跟踪调查、进行综合性研究、完成有关学术著作三个步骤。”[9]22-23宋兆麟的观点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在田野调查资料搜集充分的基础上，进行“深加工”，作理论上的提升。当然，理论的提出并非易事，这其中需要借助多学科视野，因此研究者需要不断拓宽自身的知识视野，提升理论素养，在此基础上方能达致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提升。 要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往前推进一步，除了国外理论的引介与学习之外，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艺术田野工作的深化与拓展。将艺术的田野调查真正落到实处，在田野中发现新的材料，掌握更多的源自田野的知识，才是研究的正途。作为研究者而言，也要积极转变思考方式，田野调查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资料搜集的过程，也是一个与被调查者进行知识交流和互补、将现实场景与文献对应研究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