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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西南山地，受复杂地理条件的影响，自古以来，勾连内外连接不同区域的交通线对国家、区域及民族社会带来了持久、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前，有关西南地区古代交通的研究，大多局限在行政区划框架内，关注的是处在中外交接或边缘地带的“商道”研究，对元明清时期云贵高原中心区域的“官道”的作用及影响，以及政治、经济的“国家化”整合过程与“文化走廊”的关系、文化空间的整体性等重要问题未予以充分的关注。文章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苗疆走廊为中心，初步梳理“商道”和“官道”的不同性质和影响，并首次提出“线性文化空间”概念，旨在强调以交通线为中心勾连的，跨越行政区划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关联。 关 键 词：南方丝绸之路；苗疆走廊；线性文化空间；西南边疆；古代交通 作者简介：杨志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与人类学；安芮，中山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民族学。 一、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讨论 自1980年代后期，以云南、四川两省学者为主提出的“南方丝绸之路”(亦称西南丝绸之路)引起了全国学界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所谓南方丝绸之路，是指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缅甸、印度诸国的一条古代贸易线路，大约以今四川成都为起点，南下经云贵高原后出缅甸。在中国境内，南方丝绸之路被分成两条主要线路：一是西路的“旄牛道”(汉称“灵关道”、唐称“清溪关道”)。此道从成都出发，至邛崃后转而向南，沿横断山脉经名山、雅安、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等地至云南永仁，然后从大理、保山、腾冲出境至缅甸、印度等地；二是东路的“五尺道”(唐称“石门道”等)，走向为自成都沿岷江经乐山、宜宾，然后沿五尺道经大关、威宁、昭通至曲靖、昆明，复经楚雄至大理，西线与东线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途，复南下至保山—腾冲—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南下瑞丽进入缅甸八莫)，再西行经印度东北阿萨姆至恒河平原，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中亚和西亚，此即历史上的“蜀身毒道”①。从地理空间上看，学术界一般是把其范围限定在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延伸的川滇两地，也包括接壤的贵州部分区域；其后有学者认为应将元代以后开辟的“官道”也纳入其中，范围进而向东扩展到贵州东部等地，有关于此，将在下文具体讨论。 自南方丝绸之路概念产生以后，对其历史渊源、线路走向和涉及的地域空间等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梳理和实地调查等工作。在溯源问题上，西汉张骞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曾在大夏看到蜀地出产的“蜀布、邛竹杖”，由此推测存在一条从蜀地通往身毒至中亚的通道；这条初见于《史记》的记载是印证这条古商道早已存在，几乎论者必引的一段著名的文献资料。其后，《蛮书》《新唐书·地理志》及《华阳国志》等文献对这条古商道的走向及所经地区、里程等也有若干记述。②此外，在时期溯源上，一般认为此路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一些学者据印度古文献记载，将其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前甚至更早时期③。就南方丝绸之路的性质、作用和影响等问题，学者们看法比较一致，多认为这是一条自古以来连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商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商道，相关研究也多侧重在经贸、文化和族群关系等方面。从经贸关系上看，因蜀地历史上所产的丝织品久负盛名，一些学者据古代印度文献中就有关于中国丝绸传入之记载，判断至迟在公元4世纪以前，蜀地的蜀布及丝绸产品可能就已通过这条古商道向外流通至古印度乃至更远的地区；④由蜀地向东南亚及南亚输出的主要有铁器、漆器、蜀布、邛竹杖等商品；输入则是作为货币使用的海贝、金银等贵金属以及琉璃、翡翠、光珠、蚌珠等各种珍宝。文化研究方面，在南方丝绸之路提出之初，童恩正先生就关注到由这条古商道连带起来的中国西南至东南亚的这一广阔区域中由粟米种植、岩葬、石棺葬、船棺葬等呈现的文化相似性问题；⑤进而随着各地陆续出土的文物，尤其是1980年代后半期在云南石寨山遗址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大量海贝与青铜器，学者们开始关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贝币”流通形成的区域性经济和文化关系，对贝币的流通区域及变迁、青铜文化的传播及影响、南传佛教进入线路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地区民族/族群流动与迁徙、文化交融与变迁等等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⑥2013年秋，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南方丝绸之路又引起广泛关注，相关论述不少，但在基础研究方面并未有大的突破。 总之，自南方丝绸之路概念提出后，在学者们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不少成绩。同时川滇两省的政府部门也十分重视并给予大力支持，媒体积极进行宣传，使南方丝绸之路就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关注热点。然综合此前的相关研究，尚有若干不足或有待辩证的误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