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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 (22)杨志强、赵旭东、曹端波：《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及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曹端波：《明代“苗疆走廊”的形成与贵州建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3)杨永福、何廷明：《论元明时期的“入湖广道”与滇、黔政治中心的变迁》，《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 (24)孟凡松：《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 (25)苗疆走廊概念提出前，“偏沅巡抚”相关研究几乎是空白。笔者从施秉学者吴安明处了解到民间曾有“先有偏沅、后有湖南”之谚，颇受启发，此后便着手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这期间，“偏沅巡抚”问题也开始引起关注，施秉县政协的宋永泉同志经过艰苦的资料搜集，初步对“偏沅巡抚”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梳理，参见宋永泉：《偏桥与偏沅巡抚》，载《施秉逸史》第4编，施秉县政协文史委编印，2015年。 (26)《滇志》卷25《艺文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27)明朝270余年间，东路驿道基本通畅，其间因土司叛乱发生过两次短暂的中断，一是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1599-1600)，二是天启至崇祯年间爆发的“奢安之乱”(1621-1635)。其中尤其是明末“奢安之乱”，驿道中断经年，贵阳城被围9月有余，城中40万人因粮道断绝而人相食，解围时仅余数千人。在财力、民力几近枯竭的状况下，明王朝最终仍倾全力将叛乱镇压下去。明廷内部在万历和天启年间都曾讨论过改道走广西粤西道的可能性，但因国力难济都不了了之。此外《明实录·神宗万历实录》亦载：“云南孤悬天末，万里而遥，出入往来必由贵州。贵州在万山中，一线之路，蛮峒夷獠出没，其间宦辙旅装时遭劫掠，虽使命邮筒往往阻绝，其为行路之难久矣。万一有警或扼亢而闭其息，则滇中声援上下阻绝，此数千里幅员岂中国有哉。”这里就明确地指出在数千里幅员的中国，仅依赖一条交通线来维持对整个西南边疆统治的特殊性和脆弱性，一旦中断西南局势就会陷于大乱。 (28)林文勋：《从历史发展看云南国际大市场的构建》，《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林文勋：《“贝币之路”及其在云南边疆史研究中的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29)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对于明代中后期云南“废贝行钱”之背景，周智生等认为其重要原因是由于印度洋沿岸海贝产地的马尔代夫等国家受到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并使用海贝作为贩卖西非黑奴的流通货币，从而造成云南的贝币体系崩溃。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认为应从这时期中国王朝对西南边境地区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出现经济市场的一体化趋势来理解这一现象可能更为贴切。参照周智生：《中国云南与印度间商贸关系的交流史研究综述》，《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0)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秦树才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0页。 (31)曹端波：《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2)关于明代云贵地区汉族移民数量的问题，历来众说不一。清末辑录成书的《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略》中载沐英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还滇时，“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其后又陆续从内地移入汉民，总数达400余万人，对此学者普遍认为数字过于夸大。陆韧认为明初进入云南的汉族屯军连同家属数量大约在100万人；古永继认为明初贵州地区的汉族屯军数远高于卫所定额，如加上湖广都司辖下的“边六卫”，总数也有近100万人之众。参见陆韧：《明代汉族移民与云南城镇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蓝勇：《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时间和地理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古永继：《元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33)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贵州全省的人丁数仅为13697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至3441656人；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贵州省人丁数进而增至5167000。究其原因，除人口自然增长、辖地增加(如雍正五年的贵州省区划的调整)和户籍制度的完善等外，外来人口的流入亦是主因。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9、262页。 (34)“内地化”一语最初系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学者在研究台湾汉族移民史中提出的概念，最初是指汉族移民到达台湾后在文化和心理认同上与大陆内地的趋同过程。本文在此所说的“内地化”，其内涵与上述定义有所不同，因为云南、贵州本身就是中华帝国的行省之一，迁移至此的汉族移民在心理上并不存在是否是“中国”的认同障碍。因此这里“内地化”更多的是指汉文化作为主流话语展开的过程，以及在国家力量和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周边少数民族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对王朝国家和汉文化价值观的认知及趋同现象。参见杨志强：《“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5)当今中国“待识别人们共同体”(或“待识别民族”)的大多分布在“古苗疆走廊”沿线地区。以贵州省为例，1980年代重新恢复“民族识别”之际，要求重新识别的族群有80多个，后归并为23个，近100万人。归并后，现仍有穿青、家、西家等未识别族群约75万人，约占全国“待识别民族”总数的98％以上。 (36)张勇：《“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37)潘蛟：《试论凉山彝族社会等级制度的起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38)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902年至1903年间对中国西南的人类学调查，从湖南经贵州到达云南后，选择了这条道路从云南至四川成都，仍视其为畏途。1926年据其日志出版的『人類学より見たゐ西南支那』(现代文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をゆく』1980年朝日新闻社重版，笔者译注的中译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对沿线的彝语支各族的情况、夷汉关系、沿线守备、汉民住居等均有较为详细描述。 (39)如美国学者希尔认为大小凉山地区本质上不是“奴隶社会”而是“有奴隶的社会”，其家支制度是建立在区分“诺苏”和“外来人”基础上的。这些“外来人”主要是来自低地的汉人俘虏(也有部分产生于内部冲突)，并通过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分层结构逐渐被吸收为内部成员。笔者认为，如果说彝族社会奴隶的来源主要是靠不断的对外征服和掳掠来维持的话，正是由于通道上络绎不绝的人口流动为之奠定了必要的外部基础和社会环境。笔者非彝学研究专家，有关彝族奴隶制社会系因驿道上人群交往而形成的问题曾就教于长期从事彝学研究的专家潘蛟教授，深获赞同。参见安·麦克斯韦·希尔：《小凉山的俘虏、亲属和奴隶》，阿嘎佐诗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